郭建梅
想象一下，你的60岁会是什么样子？退休在家跳起欢快的广场舞？还是刷着抖音快手成为线上最会带货的时髦奶奶？60岁的脸上会写满什么？60岁还要工作吗？当我们把问题抛向郭建梅，她一脸神采飞扬：当然，我这事业可是要干一辈子的！
拍摄那天北京刮起让人肝儿颤的朔风，人人都裹在羽绒服里哆嗦。只有郭建梅穿着风衣披肩疾步快走，腰杆挺得笔直，给我们这些小年轻打了个样。让人好奇她怎么这么有劲儿！就像心里长着一团火，什么坏情况都能正面硬扛。
又迷茫又倔强
2019年12月，郭建梅获得了“正确生活方式奖”，这个奖又称被为诺贝尔替代奖。虽然和诺奖无关，但由于颁奖日在诺奖前一天，且地点与诺奖完全相同，因此具有几乎同等的分量。组委会表扬了郭建梅在女性权益保护方面的敢为人先和持续努力。
在获得“正确生活方式奖”之前，郭建梅身上有两个最亮眼的标签。她是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24年来竭力推动社会公平与法治进步；她也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妻子，在漫长的婚姻时光里，两个人都没有被对方的光芒掩盖，在不同领域都攀上顶峰。
我们问她得奖之后生活变得有哪些不同吗？郭建梅长吁一口气：“ 奖金。奖金可以让我们多接一些案子，再撑住一两年。”
哈，好个实在人！但细细了解下去，郭建梅的故事远非“老公创业，妻子慈善”的现代华尔街传统，真就是个草根逆袭的大爽文。一个女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虽然人人觉得郭建梅是名作家的妻子，肯定不会为钱发愁，却实际上很少人了解她的工作现状。她成立的千千律所是一家公益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不收任何费用。因此运作资金全靠社会支持，全所律师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都拿着微薄的固定收入。作为创始人郭建梅的工资从24年前的800元逐年增长为现在的一万出头，勉强与CBD一名普通白领持平。即使现在，她每年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为公益律所争取捐款，常常处于等米下锅的窘境。
郭建梅小时候是穷怕了的。她在河南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父母虽是公办教师，家境却不算好，用她的话说，这辈子受过最侮辱人的欺负都在小时候。1979年她考进北大。老师说，你们这一代人，将来要在社会上起大作用。郭建梅把这句话记在了心上。
毕业后郭建梅意气风发，被分配到司法部当上了公务员。在河南老家，公家饭是让人尊敬的职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自己又进了机关，人人觉得老郭家转了好运。但很快郭建梅自己就受不了，“一张报纸一杯茶，一眼望得到退休，我迷茫极了，老师说我们要在社会上起大作用，这辈子就这么过去吗？”她先后两次跳槽，最终做了记者。1995年，郭建梅采访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论坛，因为听了希拉里的演讲《女性的权利就是人权》，她的人生出现了又一次转折。“就是这样，我找到家了。”
大会上来自各国的女性代表营造出一种相见恨晚的欢乐气氛。大家虽然为了不同的领域在努力，也坦言遇到各种困难，但几乎每个人都乐观地相信，女性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郭建梅也觉得，为什么不呢？那我也来做点什么吧。靠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她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几年后又从北大出走创立千千律师事务所，免费为女性弱势群体代理案件。误打误撞，郭建梅就这样成了中国第一代的公益律师。
郭建梅
理想的理想， 绽放的绽放
在大众的认知里，就算离开了国家机关的铁饭碗，律师也是个不错的高收入职业。按小时收费，出行当然是奢华型酒店+商务舱，有时候还会有专机待遇。但公益律师和专门代理企业和个人诉讼的社会律师不同，公益律师只接那些反映当下大众认知盲点的案例，用法律的力量敦促社会进步，保护无助的诉讼人。为此公益律师不会向诉讼人收取任何费用，支撑他们的除了微薄的工资，就剩下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精神了。
郭建梅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二十几年前，没人知道公益律师是什么。家人亲戚都劝她千万要冷静，但丈夫刘震云支持她，“只要你高兴，你喜欢。”很快她凭借着女性天生的共情感找到了方向，那就是为女性发声。
很多人把她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恨不得一见面就跪下，更别提咨询时传递的大量负面情绪。曾经有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因为教学需要想在公益律所做一段时间的案例收集，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他做完咨询后疯了一样地跳出门口，大喊着：“ 我不能干了，我要疯了！！”大量怀着理想而来的同伴，又因为压力离开。而更多坚持着的同伴，则拿着远远少于商业律师收入的固定工资。在重压之下，有段时间郭建梅得了抑郁症。她的先生刘震云诧异：“ 哪儿就至于抑郁了呢？我这两大箱退稿我都没抑郁。”有个朋友直接把他怼回去，你干一个试试？
见了太多惨烈的人生，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原型案例就是郭建梅受理的，那是一个打了20年的妇女维权官司，郭建梅偶尔和刘震云分享的故事，成就了作家著名的荒诞小说。谈起小说外不为人知的真实维权女主角，郭建梅觉得她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有很多人到最后没有打赢官司，为了诉讼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全部。如果没有她们，很多法律的模糊地带就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她们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万千普通人。”
积极治愈了抑郁症后，郭建梅回到工作岗位。这些年她的足迹踏遍了广西、云南、河南、贵州、四川、青海、西宁、甘肃、西藏等地。她的律所经手的留守儿童性侵案推动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嫁女土地征用补偿纠纷案推动了农村土地权益，家庭暴力致死案推动了《反家暴法》、怀孕女工被辞退案推动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或修改。每件诉讼都耗时漫长，有时过程甚至长达十年。虽然时有胜利，但这些年经历的失败更多。
面对失败，郭建梅学会了洒脱。“就算屡败屡战，我也越战越勇，什么都不在话下。以前会因为不知如何是好而焦虑，现在我本能地做了再说。”
郭建梅
女儿第一， 我第二， 猫第三
多年来扑在公益事业上，先生刘震云是郭建梅最信任的家庭伙伴。两个人相恋于微时，都出身于农村，家底儿穷得特别般配。读北大时刘震云只有两身衣服换着穿，长得又其貌不扬。第一次到她家的时候，哥哥说：“ 哟，这人怎这么难看呀？”可她喜欢。
女儿还小的时候，郭建梅想要辞职，刘震云给她鼓劲儿，其实当时两个人工资都不多。辞职后她从几千块的月薪降到每月800元，作家的版税更是很少很少。就这样刘震云负担起了每天接送女儿上学，安排好三人生活，让郭建梅有充分时间做事业。女儿稍大一些，就开始住校生活，在寒暑假还会与郭建梅一起到广袤的乡村，亲眼看妈妈如何工作。四川、贵州、大西北，女儿一路走一路拍。“我女儿拍过一个纪录片《眼睛》，讲的就是我的一个当事人，她的眼睛被老公给挖下来了。那个作品拍得特别好，纽约大学为此录取了她。有的山区连盐巴都吃不上，小道上没有路灯，她一路走、一路把压岁钱全都捐出去了。”
说到家庭地位，郭建梅说女儿排第一，郭建梅第二，猫是第三，刘震云挂尾。说到这里她的语气里带着傲娇：“ 假如不是刘震云，我可能不会坚持下来。”爱是最强大的力量。记忆里有好几次郭建梅在偏远的小村庄会见当事人的时候被围攻、被恐吓，像演谍战片一样和对方斗智斗勇。回家后她把这些惊险的经历当故事一样讲给刘震云听，两个艰苦出身的人在此时能彼此理解对方为何而做，为何而战。
“我有时候挺二的，面对的都是艰难，可内心很正面。就是因为我做的是正义的，是推动法治前进的。有时觉得自己像刘胡兰，迎着闸刀上；有时候，心里又酸酸的。正是这些锻造了强大的内心，我就是这样一块石头。”
Q&A：
考虑过做商业律师来“养活”自己的团队吗？
郭建梅：我也想过，但商业律师和公益律师大家看案子的角度不一样。公益律师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一件案子能不能受理，要看有没有代表性、典型性，能不能通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找出在立法、执法中的难点和需要推动的地方。我们是一家NGO机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近几年来，女性在维权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吗？
郭建梅：确实越来越多，比如离婚官司里70%的原告是女性。以前找我们咨询的多，打官司的少，但现在很多女性找上门，铁了心一定要维护自己权益的越来越多了。
作为女性，您自己是怎么觉醒的？
郭建梅：很多看似社会约定俗成的地方，你需要换个角度才能发现这其中隐藏的性别歧视。我自己也是一步步觉醒的。比如我受理过一个案子，36岁的女博士在读博第二年因为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学校说是按照学校的管理办法，我说不行，一个女孩子好不容易考到博士，36岁又是绝对晚育的年龄，你们还要让她回家？我国《宪法》《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有所规定，我们就打到底，让全国人民来评评理。这个案子我们赢了，产生的后续效果就是，学校不再歧视怀孕或生育的女学生。
如何评价您自己？
郭建梅：我更喜欢被称为“女性主义者”。女性有她的绵软、细腻；女性也有她的坚韧。但不是要像男人一样，更不是搞对立，打败男人，或者把女人变成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