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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 | 25年,4000+女性公益诉讼

2021-02-26 来源:时尚芭莎
成为公益律师25年,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共接手超过4000起女性权益保障诉讼,为10万余名女性提供法律咨询。更重要的是,她正在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以典型案件撬动所有类似的案件,推动相关立法,推动社会法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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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你有女儿吗?你有孙女吗?”

“有。”

“你也会那样对待她们吗?”

“不会……”

女检察官义正辞严的责问声回荡在江西上饶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作为出庭律师的郭建梅在心底默默鼓掌,两年多的艰难调查、取证,海量的案头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16 位律师的付出,终于将迎来一个光明的结局。

这是一个在郭建梅看来特别典型、特别恶劣、特别有公益诉讼必要的案件。

案件发生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的一所乡村中心小学。“一个有性侵案底的68 岁的男老师居然又被成功返聘,在这所中心小学持续性侵了几十个女孩!”

留守儿童一直是郭建梅特别关注的群体,而留守女童被性侵害事件在这几年高发,对施害者绳之以法更令她觉得刻不容缓。“父母进城打工,女孩跟着爷爷奶奶,遭遇性侵很难及时被发现,有时更是因为守旧的观念,女孩的长辈知道了也不敢说出来。”

婺源的案件是一桩涉及10 多个女孩的集体诉讼,然而郭建梅说:“据我们了解,受害的还有很多女孩,她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勇气站出来。”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施害者在犯下如此罪行后居然毫无悔改之意,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歪曲为“为孩子好,帮助她们好好学习”,这样恶劣的态度,从办案律师、检察官到法官都难以容忍,所以才有了法庭上的责问。

“除了施害的这个老师,我们还把当地政府、教育局等相关机构一起列入了被告,一个有案底的人是如何在60 多岁还得到返聘的?之前孩子家长有过报案,居然是按猥亵处理的,这是证据确凿的强奸!”对受害孩子们有多心疼,郭建梅对这些不负责任的部门就有多愤慨。

案件的一审由上饶中级人民法院负责。郭建梅说,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为女童们要求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并且“希望这种赔偿在以后的同类案例中都能实现”。

而在以前类似的案例中,受害者及家庭往往只能拿到几百元的赔偿—以验伤费、营养费的名目。

针对女童被性侵这一严重问题,郭建梅和她的伙伴们开展了一项重要且颇具意义的工作—他们正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和经手大量案件的公益律师网络的律师,起草此类案件的法律意见,并将在近期把讨论意见提交给相关部门供立法参考。

这是令郭建梅振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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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

公益律师不仅仅是帮助一个人

作为知名度最高的公益律师之一,郭建梅几乎每天都会从各个渠道接到投诉——律所的热线电话、看了媒体报道后找过来的、在维权群体小圈子里口口相传知道的,最多的时候累计有上千起。

“最开始我们是不顾一切地投入,只要是贫穷的、情况悲惨的、有明显违法情形的,我们基本都要援助,但这样做了四五年,我们发现不行,这样下去最先崩溃的是自己。”

从早期的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到后来的千千律所,最多时有近30 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不到10 位。就算是铁打的,又如何能扫尽世间不平事? “后来我们重新进行梳理,括美国那边也有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做规划,不是公益律师就要包揽所有弱势群体的案件,那是不现实的。”之后,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更为明确了公益律师的使命与职责:“只是一个个地帮助个体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推动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只有解决立法和制度上的问题,才能解决更多的案件,这样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那些典型的、有示范性、有倾向性的案件,郭建梅认为它们更具有公益诉讼价值,这样的委托她会拼尽全力去做。“什么叫倾向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你不去制止它,就会有更多人继续犯案。”

比如职场白领遭遇的性别歧视、职场性侵,郭建梅举例说:“她可能经济条件不差,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特别穷,遇事只知道跪下求助的农村妇女,但是她所遭遇的问题是具有典型性的。”

一桩这样的职场性侵、性别歧视案被判决胜诉,就可能起到非常好的示范效果,既向大众普及了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做法,又可供法庭在判决其他类似案件时参考,就像火种一样,星火燎原,终有一天能够熊熊燃烧,照亮这个世界。

另一类郭建梅认为最有必要进行公益诉讼的案件,是恰好处于中国立法执法中的薄弱环节的:要么是立法缺失导致无法可依,要么就是有法可依但执法有障碍。

比如农村妇女的土地权:“这是一个黑洞,涉及一个巨大的人群,也是最难解决的。我们现在在这类案件上的胜诉率10% 都不到,但是其中有非常成功的示范案例。”典型的案件办成功后,郭建梅会通过相关渠道把它们递交给最高法院,递交给人大,递交给相关法庭的法官,以期能够得到扩散,发挥更大的效果。

虽然难,但希望总在。“像教育中的性别歧视,这其实是立法缺失的部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女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男生高,我们遇到最多有高70 分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公益诉讼取得了很成功的效果,教育部也有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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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

走了25年的路 依然不好走

2020 年11 月,郭建梅再次获得了一个媒体颁发的公益奖项:2020 年度公益星力量奖。

做公益律师25 年,她得到了国内外来自社会各方的肯定,一年前,她更是因为多年来在女性权益保护援助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有诺贝尔替代奖之称的“生活方式楷模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然而,频频得奖并没有让公益律师之路更好走。

在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出来的公益律师之时,郭建梅有过非常多的构想和计划。“我希望在20 年后,中国能够出现第二代年轻的公益律师,有一支强壮的队伍,公益律师蔚然成风。”

“我希望中国的公益律师能够有尊严地生存。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做的事情不低下,我们要有体现社会认同价值的收入,中国的公益律师不能老那么寒碜。”

“我希望20 年以后,国家能够有一套完整的保障激励机制,推动公益律师行业的进步。”

如今,在公益律师这条路上行走了25 年,郭建梅仍然觉得“不好走”——感受一如十多年前让大众认识她的那条公益广告:“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 年。”截至2019 年,中国公益律师注册人数不超过300 位。

“公益律师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做不好商业律师才去做公益’,普通案件有例可循,按照流程推进,而公益律师是要倾尽所有的办法推动一个案件,并且要从这个案件来撬动所有类似的案件,从而在立法、执法层面有大的推动。这是公益诉讼想达到的目标,也是公益律师的使命。”

咽炎一直在发作,她说话的间隙需要用喉糖压住咳嗽,需要不停地喝热水,前几年还以没有一根白头发自豪的她,如今鬓间已经有星星点点白发。

但说到“使命”这个词,郭建梅仍然双眼发光。

“在这二十年中,许多大案要案、公共事件,都对推动社会法治进步和公民意识提高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背后有很多力量,包括我们公益律师,一直在努力。”她非常肯定互联网的作用:“文化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对于文化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传播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它就像是一个传播筒、扩大器。特别是家暴、职场性骚扰、留守儿童受侵害这些热点领域,对立法完善的呼声是重要的社会力量。”

而这样的环境也为公益律师打开了更多空间:“这些年,我们一直用公益诉讼的方式在推动,当案件上升到公众视野,引发公共话题,成为一个公共案件时,就能够引起国家立法、宣传等相关部门的注意,就能够推动它往前走。”

 

编辑、执行:文冀 / 摄影:韩雨 / 采访、文:厨花君 / 妆发:乔治宗 / 服装造型:刘佳璐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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