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美慧孜
曾美慧孜曾在话剧《日出》里演“小东西”，一个孤苦无告、不堪被蹂躏和毒打的女孩儿，每每演到“小东西”结环自尽的那一幕，曾美慧孜心里总会涌起一种激动：身为演员，死也要死在舞台上。
长大后她明白，把这样的结局视为表演的终极定义有点极端，但也更加确定，自己可以为表演奉献一切，一种宿命式的、信仰般的坚定。她知道冥冥之中自己必然会遇到一个不同的角色，“所以当它真的发生时，也不会感到意外”——在电影《三夫》中扮演的“小妹”，让曾美慧孜被第55 届金马影展和第13 届亚洲电影大奖提名为最佳女主角，并最终在第38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影后。
潜意识里她一直在等待这个角色的到来。她对表演的狂热和信念中，当然包含着自我成就的欲望，她也曾暗自惆怅，这是否只能是一种执念？
曾美慧孜
当众孤独的安全感
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曾美慧孜都曾不知所措。
“当时还不知道电影职业本质的核心，也没有让自己的表演和社会理解力更扎实的基础，所以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导演甚至曾美慧孜自己，一度都很难从外形上把她归入某个合适的角色范围里：一张娃娃脸，却已经拥有成熟女性的身材曲线，如果角色并非恰好需要这样似是而非的过渡阶段，她便陷于两端不靠的尴尬境地。
这不是身体第一次让她感到困惑。小时候她比同龄人发育得早，发现自己的身材在一群扁平如柴的女孩子里犹如鹤立，她只感到害羞，并试图隐藏：她不愿意穿胸衣，下意识驼背，以为这样可以隐入更多人中间。童年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周围被称为“我们”的所有人，往后的人生步伐仍会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样貌身材还是思考方式的“与众不同”，最初往往伴着隐秘的羞耻感，因为它迫使你离开安全的大多数，并用一个问题步步紧逼：“你是谁？”
这个问题并非如一支尖锐的刺突兀而出，但隐隐约约间，她能感到它如影随形。她成绩并非拔尖，自觉永远都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已经习惯了对自己的失望。一次在学校上讲台演讲，突然间，她自以为的自卑、孤僻和不善表达全都消失不见。“那时是释放的，完全不感到害怕。”这让她找到了支点，被众人观看的时候，她会变成另一个人，她需要一盏聚光灯。
“我非常迷恋那种当众孤独的感觉，让我特别有安全感。可能这也是后来我非常坚定自己适合成为演员的原因。”
成为演员是她11 岁时就下定的决心。被导演娄烨选入电影《颐和园》，又被导演李玉选入电影《苹果》，看起来起跑线被镀上金光，梦想即将扬帆起航，可她却停滞在了那个起点上，没有更大的力量让她冲上更高的台阶。不是没有角色演，但她很清楚，那些并不是内心真正的渴望。
黏稠而漫长的等待里，她也曾想过，自己是否不是那块料？小时候她学舞蹈，转圈永远做不到其他同学那种饱满和利落感，母亲劝她，放弃吧。“我没有放弃，可结果是我仍然转不好。”一度她以为是身体曲线作祟，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差一点转圈的天分。这一回是否会重蹈覆辙？暂时没有答案，但想来想去，她没法动摇一直以来的坚定：“我真的喜欢电影。”
那几年里，沮丧和打击已经变成日常。“每天灰心，每天坠落一次，每天有90% 以上的部分都不如意，可能那剩下的10% 不到的一件事会让你像吃了糖一样。”
她也去见过不少经纪人和相关人员，可发现自己并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只能一个人拎个包继续去健身房，这是实际能做的，就是尽量对自己好一点。”
她想努力过好日子，先让普通意义上的“生活”踏实。她觉得自己过得“不像个演员”，早上看书，下午健身，晚上看碟、睡觉，规律到近乎严谨，“像个理科生”。为了一个角色的准备，她曾跑去给自己的编辑朋友当服装助理，帮着给其他拍摄对象挽裤腿烫平褶皱。“那也是一个抽离的过程，就是我可以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待我的职业，更明白每个角色的艰辛，也积累了创作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找不到方向，她干脆去纽约进修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刚去的时候，英语只够基本交流，同学们讨论到艰深一些的专业理论，她就插不上嘴。她住在新泽西，每天晚上回家要坐长长的一段地铁，月台是空的，车厢是空的，她的心也是空的。
去美国前她曾疑惑过，书上讨论的那些电影理论真正存在、并且可以付诸实践吗？“我在学校看到了真正的体验派、方法派，每个派系都有人在讨论，而且会自我分辨和归类。”虽然在那种冲击下她并没能立刻做到自我的精准定位，但回国后重新进入剧组，她有了更平实的心态：一切可以重头开始。
曾美慧孜
先做一株扎进土里的草
回国后她演的第一部戏是电影《冥王星时刻》，也是她第一次真正扮演了一个成人的角色。“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正是个女人了，那种能量非常强大。”
在时间悄无声息的缝隙里她完成了成长，也在一些前辈身上看到了可能的前行方向。“比如梦露，她也是娃娃脸和成熟女人身材的结合，而她一生的悲剧色彩，让她的那些喜剧有了抽离感和对立性。又比如巩俐，她非常有生命力，表演有节奏有气味，如果不是勇敢地去突破一般人所认知的范围，不会有那种‘湿漉漉’的感觉。”
她们虽然是女神级的人物，却都拥有一种浑然天成、在土地里扎根的力量感，这让曾美慧孜震撼和着迷。她知道自己表演的优势，中学时她就拿下过全国级别的主持人比赛奖项：“我的声音条件不错，说台词会有‘戏’的感觉。”她也知道自己的缺点：“以前技巧不够好，只能来真的，要我来20条我就只能来20 条真的，会虚脱掉。现在我会更关注周围的节奏，让所有人都舒服一些。”
一开机，她就觉得自己成了某种生长在魔域的生物，“突然间手心都会睁开眼睛”，各种平日里从不显山露水的情绪都会出现在她的角色身上。“好像各种神兽上身。有时我会吓到周围的人，居然会在现场调动出这样的东西来……表演是巫术，人就是那么有趣的动物，比想象中天真，比想象中黑暗。”
认识曾美慧孜许久的朋友曾说，她就是日本电影《大逃杀》里那个最后抱着娃娃出来的人。“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我发脾气，也从来没看到过我冲动。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放在了角色里，所以我抵达和冲破角色的极限时，是毫不费力的。”
但奇妙的是，她未曾遇上过“无法出戏”的问题，成为一个“稳定的人”，是她表演的一种助力。“演戏时我的确是‘不疯魔不成活’，但在那个瞬间我就可以找到平衡点，然后回到日常的自我状态。”她的父母从事科研方面的工作，凡事要讲理、有据、重逻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她习惯用更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
“妈妈一直说，人主要是靠分子结构裂变，还有它的摩擦力，裂变完成后，你要迅速回到原子核和分子核的稳定结构。她还说，只要能控制分子裂变的节奏，控制多巴胺这些体内的化学元素，就可以控制你自己。”
曾美慧孜
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曾美慧孜根本来不及细想表演和真我之间的距离问题。“生活本身已经大过了一切，每天只求好好活着。”但这种磨练也让她更珍视“地气”，回国后，她没有安排经纪人也没有助理，觉得这样更尊重效率。“为什么不在精力旺盛的时候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呢？这些事情也能让我体谅每一个部分的工作，我想成为一个更强的人。”
她想规避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危险。“我想成为一个可以塑造生活百态的演员。我必须先成为一株扎进土里的草，才可以演一棵参天的大树。” 所以她有足够的耐心。“我觉得一些角色不是仅靠争取就能得到的，我要准备到一定的阶段。可能我要得到一个结果，就要比别人辛苦一点。”
导演毕赣看了一张曾美慧孜的照片，都没见面，就定下她演《地球最后的夜晚》。导演陈果见曾美慧孜第一面时只一起喝了杯咖啡，也没说戏，她还以为导演对自己不满意，谁料过几天再约她见面，一上来就直切主题，开始讨论《三夫》的拍摄细节。“我还没准备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就发生了。”
她想，生命中的一切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她等待了十几年，已经习惯了黑暗。“所以见到光明也不会太过狂喜，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还需要些时间，一切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孤独给了她某种自信。“孤独的时候人会比较清醒，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短板，也会慢慢明白，不要去‘冲’这块短板，人都是不完美的，朝另一个方向努力，这块短板可能会成为成功的另一块基石。”
如今，外在身体和内在思想的成熟度终于统一，真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距离已经平衡，她可以更坦诚地面对自我，直面所有的欲望、自在的表达。“我对欲望最初的认识来自一句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的极致是空性的，而抵达空性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五彩斑斓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