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粤方言区，《给阿嬷的情书》形成了现象级的文化共振，引发了人们对于下南洋故事的追溯。
我生长于闽南渔村，自小对南洋的印象浓缩为一个在海边捡到的摆件，里面有只随着水流起伏的小鸭子。家人开玩笑，称这是泰国的老叔公捎“海”寄回来给我玩的。长大后我才知道，外公的叔叔当年“过番”，在泰国安家，早年也寄过侨批。
正因这位叔公的女儿名字含“素”字，外公这才效仿，用“素”字给女儿们起名（我妈妈叫素梅）。不过从我有记忆起，家中与这位叔公及他的子女再无往来。
下南洋的叙事多围绕远赴异乡的男性展开：他们如何艰难谋生，如何发家致富，又如何衣锦还乡。然而，这段历史还有很多尚未被讲述的现实暗面。
厦门大学沈惠芬教授长期研究“番客婶”——即像影片中的阿嬷叶淑柔这样留守原乡的侨眷女性。男性过番后，她们大多长期与丈夫分居，既要独自抚育子女，也要处理丈夫缺席时的家族事务。“过番若是赚无食，变成番鬼恨难消”的番客艰辛背后，还有留守妻子持家之艰辛、身心之疲惫与意志之坚忍。
“侨批倘若没有按时收到，妻子会担心丈夫在海外发生不测，或是建立另一头家。”许多华侨在海外另组家庭，导致侨汇减少甚至中断，一些番客婶实际上成了弃妇，在漫长等待中独自支撑家庭。直到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才有部分番客婶以丈夫重婚为理由提出离婚诉求，结束了长期有名无实的跨国婚姻。
与影片不同，真实的下南洋故事里，为躲避战乱或是谋求生计的男人们，确有许多都有了新的家室——这是《给阿嬷的情书》的B面故事。沈惠芬教授列举的一则史料是： 1953 年 2 月，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人民政府侨务科估计，南安县华美乡有 30 多户华侨家庭因为华侨海外重婚、减少侨汇，而导致生活困难。
或许正因如此，大众对《给阿嬷的情书》的态度也呈现分野。有人被木生与淑柔的爱情，以及南枝对淑柔一家数十年的守望相助所感动；也有人认为，影片对那段历史中残酷的部分选择了留白。
2023 年，我开始一个聚焦女性长辈生命史的访谈项目，后来出版为《脐带纪事》。从好友洪兆处，我得知他的外婆屈美珠于 1960 年跟随父母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经由政府分配来到我们县城的华侨农场，在异乡扎下了根。我将这段归侨历史写成《闽南华侨客》。“华侨客”是闽南本地人对归侨群体的一种戏称，“客”字背后，也藏着“虽已回国，却已为客”的复杂心绪。
想来，屈美珠一家的故事，或许是木生那般心心念念想着回唐山的“番客”们较为幸运的后续。但究其归国原因，不无彼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华政策的影响，于屈美珠和家人而言，那也是一次历史洪流中难辨前路的迁徙。
而在泉州长大的好友 Serene，则在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后，第一次和母亲聊起太公的往事。这位与木生同辈的闽南男子，也曾远赴新加坡谋生，并在当地另组家庭。借由影片，Serene 从母亲的回忆中，重新打捞起一些原本不知情或曾有所误解的家族往事。
以下，是“下南洋”故事的另外两个真实版本，也是两位闽南阿嬷的故事。
按：Serene 的阿太（闽南对于“太祖母”一辈的称呼，此处是口述者妈妈的奶奶）是一位留在闽南乡下的“番客婶”。丈夫在民国时期前往新加坡谋生，并在当地另组家庭。
以下是 Serene 的讲述：
我妈妈不太喜欢讲述家庭往事。
我以前只知道，妈妈的爷爷从闽南去了新加坡，在当地娶了小老婆；而妈妈的奶奶——我的阿太，则留在闽南乡下抚养儿孙长大。我外公出生于 1945 年前后，因此阿太与《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淑柔是同辈人。
起初，我对这部电影有些抵触。下南洋的历史与我有着遥远又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总忍不住想：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真善美的故事？但看完电影后，我还是被打动了。后来，我又陪妈妈看了一遍。从电影院出来，她第一次跟我说起一些过去从未提及的往事。
原来，太公在新加坡站稳脚跟后，也曾将阿太和当时的一女两儿接到当地生活。只是那时，太公已经娶了小老婆。抵达新加坡后，阿太和孩子们住在条件较差的另一处房子里。阿太也在那里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一纸侨批，寄托着漂泊异乡者的牵挂，也维系着留守家庭的生计与情感。©《给阿嬷的情书》
1960 年前后，正在读中学的外公不满于新加坡推行的全英文教育，加上母子几人在当地生活并不如意，便坚持要回国。一家人的命运从此分岔：阿太带着外公和年幼的三儿子回到闽南乡下，大女儿和二儿子则留在新加坡。回国后，阿太又生下了第四个儿子。
妈妈说，阿太曾提起，去新加坡要先到汕头坐船，在海上漂足一个月。
小时候，妈妈路过闽南保存较好的华侨老别墅时，总会感慨，她小时候住的房子也曾那样漂亮。我一直以为，那栋房子是像电影里那样，靠太公寄回的侨批和侨汇建起来的。后来才知道，真正攒下盖房钱的人，其实是阿太。
在新加坡的几年里，她进工厂做工，把挣来的新加坡币带回故乡，盖起了那栋房子。
回国后，阿太和外婆一起在集体公社干农活、挣工分养家。1978 年恢复高考后，外公离家上大学，家里的日子依旧清贫。但妈妈记忆中的这两位女性都十分能干，不仅操持一家老小，还有一双颇具生活趣味的巧手。几十年前，她们就会把芒果切成格子状再翻开食用；阿太也从南洋带回一些饮食习惯，比如吃苦瓜和地瓜叶——这些在当时的乡下并不常见。
在清贫的日子里，她们一边撑起家庭，一边用巧手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给阿嬷的情书》
来自新加坡亲戚的馈赠并不算多，妈妈印象最深的是一些旧衣服。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已十分难得。阿太和外婆会把多余的衣服分给亲戚，外公还会让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妈妈专门写信致谢。
太公并不怎么关照留在国内的大老婆和几个孩子。真正长期接济这个家庭的，是留在新加坡、后来嫁得不错的大女儿——外公的大姐。她曾寄来自行车票，也让阿太家成为村里第一个拥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家庭。
据说，太公在 1980 年前后曾回过国，但次数屈指可数，以至于妈妈对他几乎没有印象，只隐约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相比之下，她反而更记得太公在新加坡的那位妻子返乡时的样子——那是一位比太公年轻许多的潮汕女性，她的亲戚后来也与家里有所往来。
到了我这一代，与新加坡亲戚少有的联系，是千禧年前后他们带回来的发条玩具。小时候，我只记得玩具的新奇；长大后才明白，那些偶尔到来的礼物背后，也藏着跨国家庭上一辈复杂而微妙的情感。
2019 年，我去新加坡读研。家中长辈告诉我，太公在新加坡的那位妻子仍然在世，住在最繁华的乌节路附近。可见，那位我从未谋面的太公，后来在新加坡也谋得了不错的生活。
只是，这一切与我的关联，已经相当稀薄了。
按：屈美珠的父亲南洋另组家庭后，于 1960 年印度尼西亚反华浪潮中携部分家人“回唐山”，却因“祖国分配”落脚福建漳州华侨农场，而非祖籍江门。那年，屈美珠 10 岁。
这是“下南洋”故事中一个幸运又充满错位的“回唐山”版本。（因篇幅有限，仅节选部分，完整版见《脐带纪事》）
小时候，住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城的屈美珠很喜欢过年，那时的棉兰城中国味很浓，“关帝庙街”“福建街”“广东街”……许多街道都以中文命名，华侨商贩的足迹遍布城乡。过年期间，父亲会雇一辆人力三轮车，带着屈美珠和几个年幼的弟妹兜风。多年后，屈美珠回忆里三轮车带她经过的汉字店铺招牌和门前刚换上的春联已然字迹模糊，但在南洋的暖冬里，同弟弟妹妹在三轮车上挤作一团，欢喜四望，仍是她幼时最开心的事。
屈美珠出生于 1950 年，她常被家人带去参加华侨总会的活动，她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总有一天要回“唐山”。
“死也要死在祖国。”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原籍广东江门，娶妻生子后随人下南洋淘金，一路辗转香港、新加坡，最终定居印度尼西亚棉兰，经人介绍认识了来自广东梅州的母亲。母亲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早逝，留下几个孩子。屈美珠说，她在家的排行得“倒着数”，她是父母倒数第三个孩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民国时期的广东江门，是许多番客远赴南洋的起点，也是他们一生惦念的“唐山”。©Pinterest
家里至今保留着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穿着马褂，叼着烟斗。我第一次到屈美珠家采访时，她的外孙女看着照片说：“一看就是个少爷。”
屈美珠闻声应道：“他当时就是个少爷。”
岭南城里的少爷下南洋，做起批发烧腊的食品生意，倒也供得起一家十口人在唐人街的公寓楼，并将子女都送进了学校。屈美珠记得，那时父亲用炉火焙香肠，24 小时一炉，直到白天来车运走刚焙好的食物后才睡。
但父亲从未打算在印度尼西亚扎根。他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带着妻儿回到故乡。
1959 年末，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限制华商经营的总统令，大批华侨流离失所。回国的时机突然到来。原本打算自己买船票返乡的父亲，得知中国政府即将派船接侨，只需登记，无须购票。
1960 年，中国首次进行海外大撤侨。同年 8 月，一艘远洋客轮从棉兰城的勿拉湾港（ Port of Belawan ）出发，历经七天七夜抵达广州港，船上搭载着屈美珠一家七口。
上船前，留在印度尼西亚的亲属来到码头送别。屈美珠有三位哥哥姐姐因与当地人结婚，选择留在印度尼西亚。父亲说，他们成了“番人”。这是一次时间长到无法估量的分离，但彼时的屈美珠尚不能理解其中重量。她背着包上船，只觉得新奇，“高兴得不得了”。多年后，她目睹年轻人“上山下乡”的出发情景，那一无所知的兴奋与当年的她别无二致。
抵达广州港后，一家人在安置地等待着归途的下一站——父亲的老家新会。然而，在归侨安置动员会上，大哥代表全家填写登记表时，写下了“听从祖国分配”。
“那时海南、福建都争着到广东来借侨，到处都需要开发。”屈美珠说。她父亲的心愿便落了空。
屈美珠一家被分配至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国营农场——万安农场，那时还只是一片荒地。
基建队用一个多月时间盖起三栋两层筒子楼，归侨们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成人被分配至不同的生产队，小孩则在附近的乡镇上学。归侨人口占比不大，班上的本地小孩占大多数，一旦发生口角，便会听到这句顺口溜——“华侨客，死特特，死给鸡母嘚。”这是句骂人的话，“客”指异乡人，在闽南语中有轻蔑之意。“华侨客”这一称呼中的敌意不难辨认，归侨小孩以牙还牙地喊回去——“本地客！”既是“本地”，为何是“客”？这是初来乍到之人在不熟悉的方言中犯的错误。
三栋筒子楼，围成了一个华侨新村。在这里，印度尼西亚的生活习惯被一点点带到了闽南。
20 世纪 90 年代，县城开了第一家超市。屈美珠陪母亲去逛，老人家拿起一盒雀巢咖啡。收银员反复确认：“是不是搞错了？她年纪这么大怎么买咖啡？”
“没搞错，她就是要喝咖啡。”提起归侨与“本地客”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屈美珠的语气里总有些自得。90 年代末，屈美珠的小女儿邱莹在婚前带未婚夫去探望屈美珠的妈妈。未婚夫问要给老人家买点什么。“买点咖啡给我外婆吧。”邱莹的话把她的未婚夫吓了一跳——“你们家怎么连外婆都这么洋气？”
咖啡成为连接印尼与闽南的隐秘纽带，带着过往岁月的潮湿记忆，一点点渗入日常。©Pinterest
屈美珠的子女中，与外婆最为亲密的是邱萍。
邱萍曾为不识字的外婆代笔写信给远在印度尼西亚的舅舅。90 年代后，陆续有华侨经香港到印度尼西亚探亲。那时通讯落后，与亲人重建联系多靠熟人的耳目和互相传话——“我在那边好像看到那个谁了。”屈美珠的母亲便是经线人确认，她在印度尼西亚的三个子女都还在世。
代外婆写的信里，邱萍同没见过面的舅舅约好通话时间，再准时到邮电局去打跨洋电话。
一别三十余年，母亲终于听到久别的儿子的声音。
先从印度尼西亚来探访的是屈美珠的四哥四嫂，那时，屈美珠的母亲年近九十，精神矍铄。屈美珠记得，四哥见到母亲的第一句感慨是：“哎呀，我还以为我的妈妈不能认了。”家人回国后的生活情形远超四哥的想象，母亲生活舒适，精气神很好，每月还有一笔退休金。
一别三十余年，九十岁的母亲终于见到久别的儿子。那是她生命中的圆满时刻。©《给阿嬷的情书》
屈美珠的四哥夫妇一直待到了母亲过生日，远嫁广西的大姐也特意回新村相聚。阔别多年再会的子女们一同围在母亲身旁，为她点燃生日蜡烛。
四哥向母亲承诺几年后再回来看她。但四哥回印度尼西亚后不久就去世了。
“也算圆满了。”屈美珠觉得母亲已经比许多同年代人幸运，去世前与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子女们都见上了面。
时隔一年多，我再次拜访屈美珠家，她与丈夫仍坐在客厅红木沙发上。
那些来自南洋与闽南的生活痕迹，都自然地交融在一起。©《给阿嬷的情书》
“喝咖啡，还是喝茶？”她问。我选了茶。她边泡茶边谈起前些天儿女都在家的热闹，话到一半，拿出手机展示家族女人们的卡拉 OK 视频——她与长女邱萍为二女儿伴舞，一进一退，舞姿娴熟。“我们就是乱跳、乱唱。”她不好意思地笑道。
在糖厂工作时，她学会了交谊舞，过去生活的踪影暮年仍俯拾可得。但无论做咖喱、泡咖啡或喝茶，初一十五她也会给神明上柱香。归侨与闽南县城的距离已逐渐消弭，正如咖啡与茶可同时出现在茶桌上，她的生活亦融于此地。
她邀我下次随时来喝茶。除了家人，女儿们的同事朋友也常来做客。屈美珠家的茶桌聚会，在老一辈“讲古”的回响中，也等待着新一代在外学习与闯荡的新故事。
参考资料：
沈惠芬. 华人离散群体的战争记忆：以东南亚华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侨批为中心[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沈惠芬. 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 20 世纪 30～50 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
沈惠芬. 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 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作者：金蕨、Serene
编辑：曾笑盈、张欣竹
排版：Hugo
图源：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