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注意力被切碎的时代,电影还能守住什么——蔡明亮、杜琪峯、细田守、尹佳恩的四种创作答案
台北、香港、东京、首尔,四座城市,四位导演,站在东亚电影不同的位置上。蔡明亮与杜琪峯已走过漫长的创作生涯,一位不断向影像的纯粹退守,一位在行业起落间守着自己的班底;细田守以动画连接起几代观众,在回望起点时仍确信这是自己唯一的道路;尹佳恩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从个人的困惑出发,把目光投向被时代忽略的具体的人。他们涉足的领域各不相同,作者电影、类型传统、动画与新生代艺术片,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创作逻辑与行业处境,也折射出代际之间的承接与错位:前辈在重新定义自己与电影的关系,后来者仍在寻找立足的方式。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谈话放在一起,会发现差异之下有一条共同的线索:无论选择走向更纯粹的影像,还是更广阔的大众,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还要拍电影,以及怎样继续拍下去。


杜琪峯导演
七年未见杜琪峯导演,很多事已经变了。
“我有一部戏,四年拍了十日,都未能想到怎么拍,证明了我都堵在了这里。”杜琪峯导演在威尼斯电影节的百忙之中,抽空来到了我们约定的一家餐厅里,说着他这些年的创作状态。在与梁朝伟的合作计划、加拿大制片人找来的项目《双枪高安》启动之前,杜琪峯得先从这部困了四年的局里出来。奇怪,二十几年前,《PTU》也是这样拍的,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困局。
“社会确实是改变了嘛,整个香港改变了嘛,思维也会跟着香港改变而去改变嘛。”杜琪峯说,“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我自己,要先调节自己的思想。”


五十多岁到六十岁的那些年,是杜琪峯作品集中被国际影展看到的阶段。凭借执导或监制的作品,杜琪峯曾四度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两次,其他单元两次;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一次,其他单元两次。

这一次,杜琪峯时隔十八年,再度担任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
“那时我年纪轻好多啦,五十几岁,快要六十岁。现在我都七十一啦。思想上呢,当年比较快速点,也因为那个时候的脑子里面的想法比较多,比较自由点啦。现在拍戏,要想好多东西,就不是创作上的东西了。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我对创作上面的一些矛盾啦。可能我不适应社会的改变啦。”杜琪峯说。

杜琪峯导演
杜琪峯的上一部电影是2022年上映的《七人乐队》,整个项目的制作在2019年收尾,也就是说,杜琪峯已有七年没有新的导演作品了。
在香港媒体的新闻版面里,偶尔会飘出一两条蛛丝马迹——杜琪峯带着香港男团Mirror成员Anson Lo在街头开机,这令人兴奋的信号旋即淹没在人海,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杜琪峯透露,这部电影开机四年,拍摄的日子只有十天。如今,他仍然没有想到怎么拍。
“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化不同了。”杜琪峯淡然地说。问及给他带来最大冲突的价值观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给出了答案:“自由。”
这种冲突并非来自于投资商等等外界因素,或是档期日程种种。“我永远都是一路拍一路写剧本的,我不会写了剧本再去拍戏的,除非是必须一定要剧本配合到。正常情形下,我在这么多年的创作里面,好多时候都是有了个想法,那我就会去拍,在拍的时候,我就会继续写。”
问他是否遭到了外部阻力,他摇摇头:“没有人不让拍,投资人都给了钱出来了,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我自己,要先调节自己的思想。”

杜琪峯导演
在去年的一则访谈里,杜琪峯谈到,从出生到现在,最难过的就是这几年。再往前推几年,他曾经想过去大学读书,抵御自我怀疑,但毕竟清楚,那只是一种想要回到原点的逃避。这份踟蹰不知不觉已绵延十年,究其原因,杜琪峯说:“不知道方向。以前我们小时候一直都觉得,努力就可以。而且我们会很积极,因为社会给到了那个空间。现在我就感觉到社会空间越来越窄。”
杜琪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那一代人家里都比较穷,很多出身徙置区的普通家庭的孩子,靠自己考去了好的中学,一路进入大学,最后做政务官。同侪之中,有一些人已经站在了顶尖的位置。
经历过徙置区与九龙城寨、由普通家庭的小孩做到蜚声国际的大导演、从金融风暴之中生存下来的杜琪峯,对年轻人的“躺平”颇有微词:“不知道为什么扭扭捏捏,好像听到你讲又听不到你讲。‘躺平’是离谱啦,你这么悲观,做人不就一路悲观下去了。以前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先做,如果不明白就去问,或者看到别人做出来,发觉原来自己想这样。不会先问一大堆,才去做一点事,那就完蛋了。”

杜琪峯导演
也许是现在的年轻人们发觉,做了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也是其中之一。”杜琪峯理解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你不是努力去做,或者你不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里面。一个社会环境不公平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努力都没用,但也有人觉得社会环境不公平,也都要(努力)。现在很难找到年轻人是这么能干的嘛,这个是社会问题带来的,我又不是专家。不过我自己要讲的就是,活在当下。”
虽说对年轻人的问题直言不讳,然而,杜琪峯大半辈子却始终在为香港年轻电影人铺路。很多人只记得杜琪峯在公开场合不留情面地批评新一代导演的作品,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新一代导演的生长土壤,也有杜琪峯的耕耘。


杜琪峯在威尼斯电影节给李沧东颁奖
十年树木,鲜浪潮的培育从2015年开始初见成效。从2017年至今的九届金像奖里,44名最佳新晋导演入围者中,半数曾经参加鲜浪潮短片大赛。拍出《一念无明》的黄进,靠《金都》拿下金像奖新晋导演奖的黄绮琳,拍出《年少日记》的卓亦谦,都是从鲜浪潮大赛走出来的。
2024年,已经走到第十八年的鲜浪潮,彻底失去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从一个官方扶持的青年电影计划,变成了完全自负盈亏的民间项目。为了让这个举办了近二十年的平台不就此消失,七十一岁的杜琪峯四处奔走,挨个找圈内的老朋友、行业里的有心人筹款,把自己的作品《PTU》修复版重映的一半利润也全部投了进去,硬生生把这个几乎要搁浅的短片节撑了下来。
在自己的电影里,杜琪峯也常常鼓励失意的人们。早年香港遭遇金融风暴和非典疫情,整个行业一片低迷,杜琪峯拍出《柔道龙虎榜》,鼓励人们积极面对人生。

可是,谁来帮助杜琪峯呢?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自我抗争中,杜琪峯还可以向谁看?
也许是七十岁之后依然状态大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也许是仍在产出好作品的山田洋次导演?听到他们的名字,杜琪峯连连发出赞叹。但前方的人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比如说起因为阿尔兹海默症而开始遗忘的侯孝贤导演,杜琪峯的神色变得可惜:“他没有办法。”

这一辈子,杜琪峯把类型片拍成了艺术,但始终深陷彷徨。到了这个年纪,他不觉得应该再拍面向观众的电影,可是,又难以决心真的不要观众。他仰慕李沧东,知道自己不懂得拍那样的电影。一头扎进艺术表达并不现实,杜琪峯两手摊开,脸上浮现苦笑:“我又不会拍艺术片,没有艺术的我。”
“我自己拍电影这么多年了。在我人生里面呢,努力都没用了,我这个年纪。我要改变自己,好多事情做不到。因为根本上我已经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看法。要改变我自己,我自己都难啊,不要说别人。人会变成好固执。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改变的时候是好就好,改变了不好的时候,那个不是我。我会用这个态度去对待我以后的电影,拍快乐的电影。”
“是我快乐哦,不是观众快乐,不是其他人快乐。如果不是很适合,我情愿不做。”

这些年,杜琪峯虽然没有拍戏,却研究起了AI。
“未来是AI的世界。”杜琪峯形容现在的AI就仿如当年的数码。

“现在的小朋友开始要小心一样东西,AI不是代表了你可以马上拍电影。你始终是一个导演,你要做导演的工作。所以你明白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操作的东西之后呢,所有东西都是从你自己的创作意念去行使AI,不是它给你什么,是你要教它用什么。只是你不用带着整个摄影棚、整个摄制组的人去调校,你可能是需要几个重要位置的人去试。”杜琪峯提醒年轻人,“有些短片,一看就知道它没有给一个很创作的意念进去,它认为这样就叫作一个片子。不是,电影不是这样的。你要回到电影原来是怎样的,再用这个原来的东西放进去一个科技世界。可能比你我以前拍的电影还要广阔,而且还要更好。”
杜琪峯希望能够推出自己的AI作品,但是不会那么快,因为当下的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做。

杜琪峯导演
在杜琪峯接下来的计划里,除了手头上这部拍了四年的电影,另一部备受关注的新作,是早前曝光的与梁朝伟的合作项目。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部电影是以日本北海道为背景的黑帮题材。不过杜琪峯表示,剧本尚未定案,仍有变数。但对杜琪峯而言,这件事最确定的部分是梁朝伟——那个和他从20世纪80年代的TVB片场一起走出来的老朋友。

1982年,梁朝伟考入TVB无线电视第十一期艺员训练班,杜琪峯是大他七届的师兄。1984年,梁朝伟在《鹿鼎记》中饰演韦小宝,杜琪峯正是这部剧的导演之一。
“我很欣赏他,他出道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他超出了当时很多新一代演员。八几年拍《鹿鼎记》,好surprise,他是一个自我已经预备好的演员,不会影响别人,也不会改人家的东西之类的,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你给他什么,他自己去消化。他保持着自己的性格,去揣摩角色。”
那时候,杜琪峯已经发现,梁朝伟很少跟人聊天,“比较孤独一点”。“我和他那时候就常常一起吃饭,收工之后一起吃烧烤,大家开一支金牌白兰地,喝完才回去睡,第二天又是早班。你想想,有时候还下棋。好多人都是,刘德华啊,周润发啊,我们从电视台出来的那堆人,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上世纪90年代,杜琪峯的电影事业还在摸索成型的阶段,已经与梁朝伟有过好几次银幕交集。其中最被影迷铭记的,是银河映像创业作之一的《暗花》。

谁也没想到,《暗花》之后,两人的银幕合作就此停住,一隔就是二十多年。说起这件事,杜琪峯笑了:“有很多因素的,其中之一就是他片酬很贵的嘛,我的那些老板给不起钱嘛。第二就是他也很忙,而且他拍一部戏呢,其他东西就不搞了,很专心的一个演员。你看他拍王家卫大导演的戏,哇,一拍几年哦,是吧。他很难说约定时间或者怎样的,因为他接了一部戏就不搞其他的了。”
很多人以为,两人是在2024年共同担任东京电影节评审时,才敲定了这次合作。但杜琪峯说:“再早点,几年前了,我们都有个想法再搞一部电影,大家讲了几年。我拍完现在的这部戏就开始筹备,也许明年的下半年。”
而北美市场传来的那个项目《双枪高安》,则排在梁朝伟合作项目之后。
这部电影改编自历史传奇人物Morris Cohen(马坤)的真实人生,这位犹太裔青年早年在加拿大闯荡江湖,后结识当地华人社群与革命党人,还学会了广东话。后来,他远赴中国参与辛亥革命,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贴身保镖与少将,历经北伐、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曾护送宋庆龄脱险并被日军关押。
杜琪峯透露,这个项目是制片人带着故事找来的,如果项目成型,这将会是杜琪峯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全英语的长片。

香港电影发展局的统计数据,清晰地勾画出了近六年香港电影行业的下行曲线:2020年至2024年,香港每年开拍的新片数量依次为27部、34部、23部、15部、18部,到2025年只剩下8部。
“有一些新的导演,基本上机会好低。因为都是新的,你没有作品,人家也不知道你会拍成什么样。”于是,杜琪峯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在2020年改变了自己,我容许公司拍电视剧。我不会教他们拍戏,但有时间我会多和他们聊,我会告诉他们,讲故事应该怎样讲,类似这样的机会给他们。”
另一个层面的考虑非常现实,那就是银河映像要继续走下去。“没有事做,怎么会有工资发呢?那为了大家,两边两条腿啦,电视和电影都是一个创作来的。”
银河映像成立之初,宗旨就是原创,不论商业或艺术之分,只追求有质量的电影。在杜琪峯看来,拍电视并非降格:“你拍得不好才是真的该死啦,怎么可以拍得不好,我竭尽我的能力,是可以看到的嘛。”
他拿早年拍《PTU》的经历举例,当时整部电影的预算只有300万港元,照样能拍出银河映像标志性的质感。“现在电视剧几十万成本,如果我买几十万的东西,我都知道你们不会做到好多东西给我的,老板也知道。现在你说内地一个剧都几百万一集,真是疯了,不过这样也行,因为内地人多,大家都想去那个市场,不过就好难去而已,而香港市场相对小嘛。”

杜琪峯导演
“是不能不这样走。”杜琪峯说得直白,“如果不这样走,不如大家直接解散。我们要生存,就一定要有事情做。”
在杜琪峯同意银河映像展开剧集制作之后,朱淑仪和游乃海成为了剧集路线的负责人。
银河映像与香港Viu TV合作了几部剧,分别是《三命》《Court!》《地狱大状》,虽然未能与内地观众见面,但社交媒体上,仍有不少关于这几部剧的讨论。其中《三命》《Court!》在豆瓣评分超过8分,曾在港台剧集周榜上蝉联了好几周冠军。
忙碌在片场、剪辑室和会议室的朱淑仪,在透口气的间隙,才留意到这些来自观众的鼓励,但她不打算同步给杜琪峯导演。她确信,只要真的做得足够好,总会传到杜琪峯那里去的。

杜琪峯导演
十年前,朱淑仪已经接过银河映像行政总裁一职,游乃海与郑保瑞则被杜琪峯与韦家辉指定为银河映像的接班人。
“Elaine(朱淑仪)背着整间公司是挺辛苦的,她真的是每天都去现场的。她(把预算)算得很死,每一分钱怎样用,也都尽量帮导演实现想到的东西,我们广东话叫‘刮畀佢’(刮给他)。找人来拍,给的钱不多,但要告诉人家听,我们只有这么多钱,你帮到手就来啦,如果人家觉得不是很适合的,我说不要逼人家去做。Elaine就由那个时候开始,一路这样,到现在十年,都已经有很大转变了。”
“阿瑞是我当时极度推崇的未来香港最好的导演。他做过我的副导演嘛,我看好他现场那种力度,以及他的调配能力。我不用骂人,他就先骂了。我知道他很有理想,以及他的执行力相当高。后来大家都看到,有质地的电影,或者是有票房的电影,他都可以。”
“游乃海是我们公司中一个最重要的创作部的人。他是帮手每一个项目的,这么多年来,我想他的经验现在都积累得很好了。我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面,都会有些作品啦。我和乃海会有。”
香港影迷对杜琪峯有一个可爱的称呼——“银河唯一的杜Sir”。除了是以嵌进经典歌词的方式来致敬杜琪峯导演,这个称呼也道出一个事实,银河映像最重要的支柱是杜琪峯。

“总有一日我都会拍不到戏啦,或者我会老的。能够有人去继续银河映像,可以;银河映像的历史任务完了,也可以。在我自己来说,成立银河映像到现在,我都没有改变我自己的思想,恶劣的时候更加要努力,好的时候都要努力。我个人来讲啊,我除了这一行,不会做别的行当,我就只懂得做电影这个工作。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下去,亦都希望,能够维持多久就多久。”
监制/葛海晨
策划/Timmy
采访&撰文/鲁雪婷
摄影/Laurent Hou
编辑助理/王若萱、李晓莉Ec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