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过电影《刺猬》，或读过小说《仙症》，大概会记得郑执笔下那些有些古怪、执拗，又让人难以忘怀的东北人。他们喝酒、争吵，困在各自的生活里，也用笨拙的方式与亲人相处。这些故事并非凭空而来。十九岁以前，郑执几乎没有离开过沈阳，父亲开过面馆，他在姥姥家听大人们谈论家族里的恩怨，也在啤酒屋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后来他去了香港、台湾，成为作家、编剧和导演，那些早年的生活经验，却一直留在他的文字里。
只是，郑执并不怎么怀念沈阳。旧澡堂拆了，熟悉的街道变了，他说“没了就没了”。比起一座城市的变化，他更难放下的是人与人的离散。而当这些真实的人与事被写进小说，他也渐渐开始怀疑，文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讲述他人的人生。
本季 Green BAZAAR「壮游｜行至来处」，我们跟随郑执重返沈阳，也走近他新作《朱砂掌》背后的一段漫长历程。时隔六年再次出版小说，他重新确认了自己对写作的热情，也开始期待一种更简单、更原生的表达。故乡的人与事早已成为他的文学底色，而走过这些年的怀疑与挣扎，他想找回的，是面对文学时最初的那份纯粹。
酒鬼
沈阳刚刚入秋，从旧澡堂高高的窗子里斜射进来的阳光直白又晃眼，打在郑执身上。郑执坐在浴池边上，池子早已干涸，这间澡堂被拆得只剩下骨架，镭射雨丝帘、过期报纸、透明气球与灯占据了空间，墙上到处都写着诗歌，试图找回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沈阳气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沈阳，工厂、铁路、烟囱构成生产场景，浴池、合作社、筒子楼或平房构成生活半径。郑执在高中毕业前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但他的活动范围很小，上学放学，不过四五站地。19岁，他离开沈阳去香港上学，再到台湾念书，接着写作、出书、做编剧，如今在北京工作和定居。
等到2025年，他因为执导电影《森中有林》要回来勘景。这是他第一次拍电影，改编自己的同名小说，他很认真地走街串巷了一个月，才发现，原来沈阳这么大，到处都是他没见过的东西。小时候有限生活里的旧物大多随着城市发展消失。拍摄期间，他们有时候收工一起吃饭，都是牡丹江人韩庚和他的朋友们带着去的那些苍蝇馆子。
“没了就没了。”郑执说他没什么留恋。回沈阳的时候，他的活动范围依旧很小，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
如果不是因为杂志拍摄，他连万顺啤酒屋都很少来了。
他在万顺见过很多酒鬼。点两块钱扎啤、三块钱花生米，这里是他们的穷鬼乐园。当然，穷鬼乐园原本不单指万顺，还包括旁边一间大洗浴和一座歌舞厅，三处连在一起：吃饭、喝酒、洗澡，再去舞厅。郑执在那里喝了三年酒，然后写出了一本以父亲为原型的小说《我只在乎你》，从那时候开始，双线叙事和东北故事便在他的写作中逐渐显现并成熟。
晚上八点半，郑执又坐在了他以前很喜欢坐的这个靠窗座位里。一整天拍摄收工，我们得空坐下来边吃边聊。从窗户望出去，洗浴和舞厅都被拆除，由仿古建筑和景区的灯光取代，只剩万顺还在原处，卡在阜新一街与阜新二街形成的夹角里。
隔壁桌忽然认出郑执，过来跟他打招呼、拍合影。另一桌见状，悄声说：“郑老师还是很平易近人的。”自从他在一席的演讲中讲了穷鬼乐园的故事，这里慢慢成了网红景点，“底层社会名利场”不再，顾客们看起来体体面面，郑执也因此失去了匿名返回啤酒屋的可能。
“我唯独会对故人的走散或者离去而感伤。”郑执讲起来。他是家族里边最小的孩子，父母没时间带他，他就去姥姥那里待着。姥姥是家族里最长的长辈，各种探望、评理的人络绎不绝，谁欠了谁的钱、谁找的对象不行、谁下岗了、谁又离婚了，都来找家族里年纪最长的老人说道。总之相当热闹，但热闹里也埋着交恶的种子。后来有人衰老，有人离世，有人因为积年的创伤和矛盾不再见面。
几年前，30多岁的郑执觉得自己终于有了能力，想找一家好饭店，组织家族聚餐。“请我的哥哥、姐姐、姨、舅们回来，大家聚一下。你会发现你做不到，即使尽力把他们聚在了一起，那个氛围还是很诡异的。”大家族的四散实难挽回。
啤酒屋的红头发老板娘英姐过来，塞给郑执一个白色塑料袋，热乎的，不轻。英姐说：“这个带给你妈，你妈爱吃鸡架。”郑执不好意思，推辞：“我不回家，又浪费。”又被推回来：“拿着吧、拿着吧。”最后盛情难却，鸡架留下了。
《森中有林》拍完后，郑执待在沈阳的时间变少了，今年前前后后不过小半个月。最近两三年回沈阳，郑执都不回家住，家里没有他睡的床。他母亲独自居住，养生、礼佛、学习英语。
“我不太敢回沈阳，说实话。我觉得我要是回来，长居在这儿，我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酒鬼。我在沈阳不知道该干吗，除了喝酒。”一种危险倾向是，郑执内心确实想去一个小地方当酒鬼，喝酒终日，无所事事。在那个理想生活里，酒精是他和世界唯一的关系。
卡住
今年6月小说《朱砂掌》出版前，郑执有六年没有出书了。这六年在做什么？
“在生活，花很多时间带孩子，写剧本，拍了一两个电影，处理一些跟写作无关的事情，大概就这样。然后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郑执一向是个急性子，这六年里看着别人一本本出书而自己陷入停滞的时候，他甚至急哭过。
他的女儿是在四年前出生的，为了配合女儿的作息，郑执早上六七点起床，晚上八九点睡觉，只要女儿需要，他都会放下手头事情去回应。时间和精力被切割成碎片，可是他又乐在其中。他享受女儿如此需要甚至依赖他的阶段。
但迟迟没写作，问题并不在于一位作家要如何兼顾他的写作和家庭，而是他似乎对写作失去了信任。
2018年底，郑执的小说《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写作比赛中获得首奖。2020年，小说集《仙症》出版，收录他六篇中短篇小说。郑执19岁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浮》，后来因为父亲生病家道中落，他为了还债写过很多赚钱的书，两眼一抹黑，写到了30岁。《仙症》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它严肃而成熟，让人产生一种对作家“浪子回头”的信任和欣慰。
作家苏童称赞他“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苏童后来问郑执，你写得这么细，肯定有原型。郑执老实承认，有。也就是写在初版扉页上那句“纪念王振友先生”。他出于一种对亲人的追忆写下这个故事，并且在书出版后，送到亲戚家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对方没有他想象中那样高兴。《仙症》被改编成电影《刺猬》，由顾长卫导演、葛优主演，郑执再次向亲戚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首映礼，但是他们最终没有来。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即使小说中的王战团对他来说是文学，是追忆，是一个被写得足够动人的人物，但对那些真实生活着的亲戚来说，可能是一直想要回避的家族历史和个人创伤。
“其实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有自私的部分。如果你真的是从生活当中获取很多灵感，那一定是盗取了别人的人生。”作家原本拥有近乎绝对的叙述权，可以安排人物的命运，解释他们的动机，甚至替他们说出本人从未说过的话。但现实中的人也有权拒绝这种解释。《仙症》新版出版时，郑执拿掉了扉页上那句话。
他开始怀疑很多事情。“当你以虚构的手艺为职业的时候，是经常会恍惚的。跟人聊天当中、交往当中，你会置疑虚构在介入，你在讲述自己的时候，都要触及那个所谓的真实到底是什么。”郑执感到惶恐，“很多我以前信的东西，现在不信了。”
这种怀疑最后甚至扩大成了对一切叙述的警惕。“今天是一个人人都在虚构的年代，所有的自媒体就是创作，就是虚构，怎么拍、怎么剪，那是不是所谓无限接近真实的东西？那你说小说的意义还能触及到哪儿？”
他不知道这是写作观念到了必须更新的时候，还是普通的中年危机，只是觉得：“我看所有人写的东西，都觉得没意思，然后看自己的，也觉得没意思。”
郑执卡住了。
“那么在这种怀疑和警惕中，你要怎么继续写作呢？”
“好问题。”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最实际的动力就是把这个痛苦排解掉，什么造成我的痛苦，我就暂且让它成为我这本书的议题。我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自己对自己的叙述，别人对你的叙述，别人对他自己的叙述，我什么都不相信，该怎么办？”
纯真
说到底，我无法真正了解我的母亲，更不可能仅凭三封书信就认识一个真实的朱玉环。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迎来困惑，根源来自何处，我始终无法清晰地阐述。桓仁大山中的繁星，母亲阳台上的葡萄藤，令我对文字产生置疑甚至恐惧。我在不断费力向外部世界阐述“自我”的过程中耗尽力气。文字成了刑具，无休止地对我逼问。我像被自己遗弃的孤儿。
——《朱砂掌》
在对一切的警惕和怀疑中，郑执开始写《朱砂掌》，一本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我——王润南，从电视台辞职的记者——一边与狱中的杀人犯朱玉环通信，一边处理与母亲、出轨的丈夫、小区里偶遇的女孩及其单身父亲的种种关系。
她举了好几个例子。
外界对朱玉环颇多恶人叙述，但朱玉环并不理会，坚持在信里回顾自己的一生；王润南原本只是为丈夫的工作去搜集材料，但最后她决定用自己的文字把这些写下来。她们都决定拿回自己的叙述权。可是，一个人如何解释自己，另一个人又如何理解、转述，其间总有偏差。于是她们各自带着隐瞒、辩解和期待，并仍然想从对方那里得到回应。
在写作上，郑执还刻意回避了自己惯用的语言，变得更简洁、冷静，采访、书信和个人生活相互穿插，并且尝试用非虚构报道的方式去写虚构，做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反向试验。
至于要不要选择两个女性来讲故事，郑执其实迟疑过至少半年。他能预想到一个成名的男作家会遭遇怎样的质疑：是不是在追逐时髦的话题，是不是想借女性主义的热度，是否真的理解笔下的人物。他脑子里先把自己骂过一遍。
“我在生活中很渴求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唯一的那点冒险精神和那种顽皮和倔强就全放在创作上。”
但他还是想写。困难本身勾起了他的兴趣。“我在生活中很渴求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唯一的那点冒险精神和那种顽皮和倔强，就全放在创作上。”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想写什么，还想追求什么。在对写作怀疑的那几年里，他又回到读者的位置，重新翻看年轻时喜欢的小说，发现它们依旧打动他。而离别、孤独和人与人的牵挂，对亲密关系和告别的恐惧，也仍然让他心碎。
郑执越来越觉得，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事可能是继续说话。爱也好，恨也好，争执也好，只要还有话说，关系就没有完全死去。说话是他小说中一个贯穿的线索。但他也明显感觉到，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承担沟通的风险了。
“因为害怕被刺痛的感受而拒绝承认这个世界上有针。”郑执形容，“其实我对情感之间链接的认知是，大家承认自己身上都带着针，或者承认针的存在。你也知道在人与人之间产生非常深刻的情感链接的过程中，是要承担被刺痛的后果的。且可能一根针穿过你的心，留下的就是只有痛，那个针眼细微到你无法察觉它。但是现在大家回避针、远离针，大家都非常礼貌、客气、克制，害怕犯错，害怕受伤。一个针不存在的世界，也就没有这种痛感，没有这种痛感，反过来说，人与人之间真正深度的情感链接又在哪儿？”
因此小说的结尾是最先想好的。王润南偶然认识的小女孩要搬走了，王润南和母亲拿着对讲机和小女孩讲话，跑出门，跑下楼，想要追随疾驰的车辆。距离拉远又拉近，直到车子驶出信号范围，刺刺啦啦中她们终于离别。但是过去那些短暂的亲密，也真真实实地存在过。
“是倒影，是回响。人靠这两样才确信自己存在。”郑执在书里写道。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过去那些年内心疑问的关照。
写《朱砂掌》的时候，郑执是决定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来写的。“我想写一点纯真的东西。我相信大巧若拙这个艺术理念，我觉得最完美的状态应该是越写越拙吧。”他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是很希望自己更原生态一点，更野蛮一点，个性里多一点——我找不到太准确的形容词啊，我觉得那个东西充满生命力，且少点内耗。”简单来说，他觉得人应该活得浑一点。
他有时候会想到小时候住在大西菜行，周围全是不学好的小孩，打架、混社会，但母亲希望他和有文化家庭的孩子来往。他于是夹在中间，两边不靠。长大以后，这种摇摆依然存在：他难以完全融入那些骨子里斯文的文化从业者，也无法拥有自己欣赏的那种浑然原生的个性。这么多年来，文学包容了他的摇摆不定。
“文学是对自己信徒最宽容的神。”
郑执忽然想到一个类比，因为疲惫和酒精已经昏昏欲睡的时候，他兴奋了一下：“文学是对自己信徒最宽容的神。”“你想拿我养家，可以写一些烂东西，写一些鸡汤，去养家。你想追求我，就去奔那个神殿去，都可以。我觉得这就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写完《朱砂掌》，郑执重新确认了自己对小说的热情，意识到自己还愿意继续写下去。
他感到一阵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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