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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格尔 | 老要张狂少要稳

2019-07-25 来源:时尚先生
曾经一曲苍茫令人落泪,如今唱红硬核版《卡路里》的萌叔,他说: “这个时代的男人有一颗年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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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一天都没有学过唱歌,我学的是作曲。流行歌、摇滚乐、民歌我全都可以唱,但是不要把我定性成一个民歌手。我对自己的声音属于哪一类考虑不多,只是尽量用我的声音把作品唱完美。

邓丽君是我的第一个偶像。70年代末的流行歌就只有邓丽君,谁能唱一首邓丽君的歌就不得了了,一帮朋友弹着吉他唱,特别兴奋,我基本上把她的歌都学过唱过。80年代初有了刘文正,我也模仿过,但是后来走着走着,发现光靠模仿不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个性,也在这么多年当中慢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腾格尔的唱法”。

我喜新厌旧,干一件事时间长了就容易乏味,需要换一换。所以我最早学舞蹈,觉得没意思,然后学器乐,弹三弦;三弦学得很好,又觉得没意思,去学指挥,指挥没多久又学作曲,然后唱歌、拍电影,一直在改变。

我现在演电影,就是因为觉得搞音乐不出新,重复,特乏味,没意思,必须换一种活法。我跟他们说,不能让我演蒙古人,也不能让我演音乐家,就要跟自己不一样,才能引起新鲜感和好奇心。他们就跟我说,骗子演不演?我说可以啊,这太好玩了。

做一件事儿之前,我会问我自己,这件事儿好不好玩,如果是我没尝试过的,又让我感到好奇,做起来又好玩,那就太完美了。

拍了两部电影,我觉得这几年没有白过,真的。刚开始特别紧张,毕竟没学过表演,大概拍二十天以后适应了。《飞驰人生》这片子上映的时候我特别有成就感,特美,但我也有点遗憾,总觉得现在要是再让我演,我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大哥你好吗》这首歌还又红了一回,观众看得哈哈大笑,我也跟着哈哈大笑,这种快乐让我觉得其实多做尝试挺有意思的。

十几岁考上内蒙古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以为舞蹈是一种很美的东西。但是,开始学才知道特别乏味,没有音乐,天天压腿,非常枯燥的基本功练习。不到三个月,我故意哭着去教务处,说要改学器乐。刚好,那年三弦专业还有一个名额。

真不是我吹,我三弦学得特别好。有一年我写了一首难度极高的曲子,现在还是内蒙古三弦专业的毕业考试曲目。但当时我已经把三弦上面怎么弹、下面怎么弹全弄明白了,没得弹了,就觉得三弦这东西,弹得再好也就这样了,又没意思了。

我的大学梦是半路上被点燃的。从内蒙古音乐学院毕业,我就留校当老师,教了半年三弦,一边自学指挥。这时候学校送我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眼界一下子开阔了,看到好多跟我一样十八九岁的孩子都在那儿补习,他们的目的都是考大学。我本来没这想法,结果去了以后也觉得自己还年轻,该考个大学继续学习。

考大学这事,我们学校不同意,我母亲更反对。学校说你走了工资什么的就全部归零了。母亲说你本来工资都有了,该结婚了,现在又要跟家里要钱,家里还得再养你五年。当时我的工作在当地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让人生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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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一心想上大学,谁都拦不住。那时候我想当指挥家,1978年还是1979年,小泽征尔来中国演出,整个音乐圈都轰动,我看了那个纪录片,觉得当指挥家真是太美了。那段时间,我一听见交响乐就兴奋得不行,两只手情不自禁地挥动。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不招生,天津音乐学院招生,指挥系和作曲系是一个系,叫“作曲指挥系”,我就考那里。

没多久,我当指挥家的激情又消退了。考上天津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后,我们先学音乐基础,两年以后开始学指挥。过了两年,我又不想学指挥了。可能因为我开始唱歌了,注意力全被唱歌吸走了。1985年到这儿,1986年,毕业后我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三弦演奏兼指挥,指挥了一年,我就不想继续干指挥工作了。

我最开始唱歌纯粹是玩儿。根本没有演出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化妆,当天穿什么衣服,就直接上舞台了。那时候都是那样,观众也非常疯狂,有的光着膀子,真是来过瘾的。台上歌手唱得好的话,台下观众玩命地叫好,要是你唱得稍微不好,全场就会喊“下去下去下去”。有时候我在台上唱完,特安静的时候也能听见一两个人大声喊“下去”,那我也不能下去啊。那时候很多男歌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就唱出来了。

唱了几乎十年以后,我才开始觉得需要认真对待唱歌。之前我觉得唱歌只是一个兼职,主业是作曲,自我介绍都是学作曲的,说唱歌的都特不好意思。进入90年代,我得过很多奖,音乐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好多人认识我了,慢慢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事业。90年代中期开始,我给自己定制演出服,也向港台学习,慢慢专业化,有了经纪人,之前没有经纪人的时候被骗的多了。

我是大陆第一个受邀去台湾的歌手。台湾有个电视纪录片叫《八千里路云和月》,介绍大陆的风土人情,主题歌是我写、我唱的,因为节目很火,这首歌也几乎人人会唱。另外,我跟台湾的蜂巢唱片公司一直合作,在台湾发了好几张唱片。到了1993年,他们邀请我去台湾开演唱会。大家太热情了,我第一场演唱会在剧场,人太多了,根本装不下,第二场就让我站在中正纪念广场唱《我热恋的故乡》《红高粱》这些歌。其实我那会儿唱得并不好,技巧也没有多成熟。可能受欢迎有几个原因,一是台湾人想听一听大陆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样的,满足大家对大陆的好奇心,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样的声音当初在台湾还真没有,那时候台湾都是民谣,很柔的,没有我这样的“西北风”。

我那时候还是年轻气盛,跟台湾的音乐人交流的时候,我一看很多台湾歌曲都是爱情歌曲,就提了一个问题,说“怎么台湾的歌都是我爱你你爱我的”。当时好多前辈在场,李宗盛也在,他当然不高兴。其实我真没必要说这话,换成现在我根本不会提,年轻的时候还是太冲动。

因为想在圈内混出名堂,我成立了自己的乐队。90年代初,摇滚乐特别受欢迎,那年代有乐队是一件特别有面儿的事情,大牌明星都有自己的乐队。我那会儿也是长头发,就觉得长头发搞摇滚乐才带感。我们苍狼乐队成立以后,第一张专辑就是摇滚乐,每年有好几场演出。

其实90年代中后期算是我的低潮期,港台流行音乐进入了内地市场,摇滚乐彻底不行了,我们的音乐没什么人听。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值得纪念的就是做了电影《黑骏马》的全部音乐创作和主唱,获得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音乐艺术奖”。如果连这个电影都没有,那我的90年代中后期真是一片空白。

我的歌可能热得慢一些,好在生命力比较长。1997年我创作了《天堂》,没多少人知道,大概三年后,我都快忘了这首歌,也不唱了,突然之间到处都在听,莫名奇妙地就火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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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再怎么写,新歌超过《天堂》《蒙古人》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我的风格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定型了,再写这类型的没多大意思。所以我的新歌就不要跟《天堂》比了,另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吧。

我这两年翻唱流行歌曲,其实大都是综艺节目安排的。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唱哪首歌,我听一下,既然让我唱,就尽量不要模仿,模仿非常没出息。毕竟我学过作曲,改编一下,做一个二度创作,玩一玩,把这首歌变成一个新的版本、我的版本。

其实我不怎么关注流行趋势,现在很多歌我都没听过,抖音、快手这些我知道,但是不玩,我也不追剧。年轻人想象中的萌叔可能跟我不太一样,但是观众的一些评论我都会看,年轻人用“硬核”“鬼畜”来形容我,这两个词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特别清楚,我就知道网上那些评论还是夸我的多。

老要张狂少要稳。大家说我萌、有喜感,我说实话,这其实不是我本意。我拍电影是特认真地演,根本没有要逗谁笑,没说我要演个喜剧的,拍着拍着变成喜剧了,我一出来大家就笑,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唱哪首歌大家都觉得不一样,有意思,来转发。没关系,喜感就喜感吧,大家喜欢就行。

人的性格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的。我年轻的时候爱较劲,好多事情过不去,说两句话就戗起来了。现在我基本上什么事都过得去,年轻时候不能忍的事情我现在都能忍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觉得吵架没必要,吵什么啊,干吗那么较劲呢?

人一定得耐得住寂寞。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现在比较内向,不怎么玩了。平时话很少,也不太喜欢出去,不工作的时候就自己在家待着。过去我一进屋先把电视打开,不好,这是毛病,现在我改了,有足球赛的时候看看电视,没球赛就喝茶、读书。

我年轻的时候天天造,钱都花没了,值了,现在也没什么可后悔的。挣了钱就花吧,花了再挣,我现在也是这样,没有钱的概念。我年轻时什么都没买,车啊房子都没买,就玩啊,喝酒啊,全部玩完了。年轻就好好造,该花就花,该玩就玩,别留下遗憾。但我也不提倡、不鼓励大家这样。我身上有缺点也有优点,大家学优点,别学缺点。

谁也不要跟我一样,唱歌也是。前不久,和年轻人们一起录真人秀,我从来不去跟人家讲道理,干吗啊?年纪这么大了,去人家那儿凑热闹,不合适。很多人让我教他们唱歌,我说不能,谁都不要跟我一样,腾格尔的歌大家已经听得差不多了,咱们听听别人的歌。

我希望全世界只有一个腾格尔就够了,没必要我培养他们,让他们唱得跟我一模一样,那样没有意义。应该是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从来不教,不要有一天出来第二个腾格尔,这不是前进,也不是创新。

人这一辈子在路上走,好事和坏事就在两边,死亡在后头跟着。我那会儿唱歌出名了,记者第一时间去采访我母亲,我妈没什么要说的,就用蒙古语说了一句:“出名不出名无所谓,不干坏事就行了。”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干坏事挺难的,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干些坏事,能少干一件就少干一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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