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
1964年，麦家出生在浙江富阳，外公是地主，祖父是基督徒，父亲是“反革命”。
在后来的叙事中，童年的灰暗是麦家难以抹灭的底色: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像罪犯一样。麦家不敢出门，害怕别人轻蔑的目光。有一年冬天，窗外的雪花飘到了脖子上，他起身关窗，老师讥讽道——头上戴着三顶帽子还怕冷啊。一次，他和三个同学打架，老师还拉偏架，他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夜里不回家，堵在一户同学家门口，要和他决一死战，父亲闻讯赶来，当着同学父母的面扇了他两耳光，麦家的鼻梁被打歪了。他能够精确回忆起那个时间，从14岁零8个月开始，麦家连续17年没有叫过父亲。
如今功成名就的麦家斜倚在沙发上，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细烟，缓缓回忆起父亲：“他还是有一种隐性的权威”。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流行互相斗争。父亲不服管，遇见不端正的人，又爱管闲事，结下仇家，吃了很多亏。童年的麦家憎恶父亲的孤傲，如今却开始细数父亲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比方说对人比较诚恳、硬气，从来不会坑蒙拐骗”。
在麦家心中，“母亲就像一棵树，从来不动声色”。父亲几度被关押坐牢，在孩子面前，她一直很乐观，总是正常地生火、烧饭，从没哭哭啼啼，从未在孩子面前“流露出一种屈辱，或者不甘”。有一次，他和弟弟正在吃饭，有叫花子来要饭，不知道这是一个被打压的家庭。母亲把麦家碗里的饭倒给了叫花子，让他和弟弟一人吃半碗。
她是地主的女儿，从小有许多清规戒律。幼时，村里人粗鄙，会撕书或作业纸如厕，这在母亲那里是不被允许的。她会吓唬孩子说，“用有字的纸擦屁股，眼睛要瞎的”。乡下孩子在小溪游泳，有时会往溪水里撒尿，母亲也会制止。麦家说，母亲对大自然、神灵都心存敬畏，“她相信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掌控着我们的神灵，所以她能够经受住那些苦难和打击”。
年老之后，疾病成了母亲最紧密的伙伴。2017年，86岁的母亲曾住过六次院， 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几十天。作为她最有出息的儿子，麦家常守在病榻前。母亲会跟他道些家长里短，谁的媳妇生了，谁家老人死了。村庄里的人和事是两个人共同的世界，一个下午便讲完了，两人四目相对，沉默不语。那时的麦家常希望母亲能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如果她读不了，能听，我也可以给她读这些作品”，他希望这些作品中呈现的人生的苦难与宽广，能陪伴母亲度过与病魔缠斗的日子。
1981年，麦家参加高考，被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录取，毕业后，他被分到某情报机构工作。在那里，麦家遇见了日后他一系列重要作品中的那群“无名英雄”。
“提到军人一般就想到的是摸爬滚打，磨刀擦枪，但在我们那里其实不是”。麦家说，这些情报人员都是高智商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身上有迷人的才华”。他们长期夫妻分居，在偏远的山沟里，从事秘密工作，没有姓名。“长期从事这种高度保密的工作，他们内心还是有一定的变形，情感、性格都被异化。有一天回到世俗生活，其实是很不适应的，类似的例子我也见得多”。
麦家说，他只在那里实习了七八个月，和这些情报人员并没有混成一片，也没有对他们了解甚多。“但就像大街上，一个人给你留下了一个目光，这个目光可能永远留在你心里，你会对这个人进行无穷的想象”。这是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神秘关系，有时远远地观看，反而给人留下了许多的想象空间——他会去想象情报人员内心或生活中复杂甚至幽暗的一面。
但一开始，他并没有准备将这一经历融入他的创作。
上高中时，麦家的阅读主要是《创业史》《暴风骤雨》这类红色经典文学。即使上了大学，因军校比较封闭，他能读到的也是苏联小说，或者茅盾、巴金等现代文学。麦家说，在80年代中早期，他接受的文学理念是要写生活，写身边的人，写普通人。直到读了《小径分叉的花园》，博尔赫斯成了他的“文学英雄”。
“博尔赫斯是一个哲学家，是个诗人，是个象牙塔里的人，他的文学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看到博尔赫斯也在写侦探小说，写特别的人，麦家开始相信他可以将笔落在自己那段隐秘的军营生活中，这成为日后《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的起点，它们成就了麦家。“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机关，一个窍门，打开以后，你就像接通电源，上路了。”
谈到文学精神，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麦家，停顿了良久。麦家信仰的文学精神有两个尺度。一个是自由精神，“文学就要给人自由，你在现实世界当中不可能完全自由，但在文学的虚拟世界里完全可以。德里达说文学是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的一种建制”。另一个是“真”，“这个世界乱象丛生，很多真实被掩盖，我想给读者或者世人一种真。所谓‘真善美’，真是第一的，没有真善可能也是伪善，美也不过是面纱”。
麦家
秋天的杭州，湿润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桂花香。在西溪湿地，驱车五分钟，穿过湿地、弯曲的小道，才能在树林掩映处，找到麦家理想谷。这是一个“只能看不能买”的图书馆，进门正中间的书架上，一个小黑板上，白色的粉笔写着“ 谷主麦家推荐书单”。旁边摆放着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等。
《红高粱家族》米黄色的书皮上，贴着麦家写的推荐语:“这是一部横空出世的奇诡之作，彻底摧毁了1949之后中国文学讲述‘革命故事’一本正经的腔调和内容，其利器是暴力和荷尔蒙。国族宏大历史被揉进‘我爷爷’‘我奶奶’的情史性史。不仅如此，《红高粱》充满野性、混杂、黏稠的意象和感觉生生造出一种全新的汉语。中国当代小说，因为有了莫言，因为这部小说，有了新的魅力和出路。”
一楼的沙发上，歪歪扭扭地坐着许多读者看书。二楼则有一间客房，一间冥想室。麦家的助理说，这是“理想谷客居创作人”休息的地方。每年麦家会亲自甄选并邀请一些年轻的写作爱好者，到这里客居创作三个月，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文学青年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需要这个氛围，互相取暖。”麦家说。
一次采访中，麦家曾说写《暗算》时，他闭关六个月。写到后来，发现屋里有老鼠，都舍不得打死，甚至会倒些吃的去喂养它。“因为想到它在陪我写作， 突然对它有一种感情。写作太孤独了，只有孤独才可能听到心跳声。”
在漫长的1990年代，尚未成名的麦家曾经历过无数次退稿，仅《解密》一书就有17次。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同班的阎连科已经崭露头角，时常在《当代》《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小说。麦家说，那时自己还是一个写作的游子，没有真正掌握写作技巧，阎连科还帮他拉过一个小说的框架。
有一次，麦家讲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阎连科就给了他两三千字，“说这个小说按这个方向写”。漫长的退稿期，阎连科帮他介绍过出版社，他们有时写信，有时打电话交流。“可能一个电话就把心结放下了。没有这么一个朋友，没有这么一个氛围，没有这片土地，你很可能就彻底枯掉了。”
品尝过寂寂无名的滋味，如今的麦家更愿意去帮一些年轻的写作者。
2013年，有一个山西农村的小伙子在理想谷客居创作。多年以后，有一天，他忽然扛着几十斤小米来看望麦家。坐下来聊天时，麦家问起他的近况。这个年轻人说，他每天在农村的家里读书、写作。麦家听了疑惑，“那你靠什么维持生计呢?”年轻人说，“农村的生活很简单”，村里像他一样的年轻劳力都出去打工，许多耕地荒芜了，他便自己找了一块地，种些小麦和蔬菜，过着完全古典的耕读生活。村里许多人说他不正常，“疯了”。
麦家听了感动，“那真的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不能写出东西来有巨大的偶然性，我既欣赏他，也替他担心。”
在理想谷客居的年轻写作者里，只有北京门头沟的碧珊和成都的王希最后成功出版过作品，“现在出一本书很难，出版后要被人关注，就更难了，你没有形成所谓的名气”。但麦家依然愿意给他们机会。
好几年前，麦家曾经在《当代》杂志上看到一篇稿子，觉得写得挺好。有一次碰巧遇见杂志社的编辑，猛夸了这篇作品。他和那位作者素不相识，后来，编辑转达说，“麦老师在夸你的东西”，这位作者很激动，把自己其他的稿子发到了麦家邮箱。麦家看后，向杂志社推荐了他一个长篇， 一个中篇，中篇在《人民文学》发了头条。
“这个人现在名气很大了，我也不想说是谁。”麦家说。
麦家
谈到21世纪后，严肃文学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边缘化，麦家和大多数作家的悲观不同，反而显得很豁达。“上世纪80年代文学就是中心，作家就是明星。那个时代文学要承载的太多，要为政治发声，要为底层发声，甚至要为潮流发声。这不正常，对文学也不好。我觉得当你处在中心的位置时，很难写出好作品，像旋涡中心起不了浪花一样。”
《时尚先生》采访拍摄的前一天，麦家刚从法国回来，还没倒过时差，化妆师给他化妆时便睡了过去。这个下午，麦家换了四五套衣服，白色的棚里，十多个人围着他，引导他放松，更自然地拍摄。他说，“我就适合闭眼拍”。他拿着手电筒四处探照，录视频，坐在沙发上念信。收工时，已经快5点。工作人员都离开后，麦家长叹一口气，“这样的一天好无聊啊”。
作为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作家，麦家身边显然有很多“干扰项”。但在名利场的中心，麦家始终在有限的空间内，传播他的价值观，不吝惜对年轻人的帮扶和提携。
他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麦家陪你读书》，有将近70万的粉丝。他列了一个计划，20年读完古今中外一千本文学名著。为此，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负责公号的运营和包装，找人编辑、配乐、朗诵，每天都更新。
今年4月，《人生海海》在北京举行发布会，饰演电视剧新版《风声》的台湾男演员杨祐宁也曾到场，这是他和麦家第一次见面。杨祐宁说，刚拿到剧本时，他的内心是拒绝的。因为《风声》电影他起码看了七八遍，太深入人心了。麦家却说，“我看到他一个眼神，就知道他会演戏，能完成好吴志国这个角色。”
那时他在家观看剧组剪好的片子，花了一天一夜，中途睡了3小时，第二天继续看。看完后，他给制片人打了4小时电话，其中至少半小时在夸杨祐宁，说他的台词是有感情和温度的对白。
作为一位严肃作家，他甚至无意间闯入了粉丝文化中。近期，在豆瓣粉圈聚集的小组，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高票贴，是麦家、杨洋、莫言、沈腾并称的“军艺四帅”，要不要把沈腾换成沙溢。但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饭圈话语时，他面露疑惑，沉默了很久。一旁的助理解释，“老师不知道饭圈是什么意思”。
当然，这没什么重要的。对他来说，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快乐起来，“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世俗生活当中很轻易地得到快乐的话，他肯定不想去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