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菲
时间若能折叠，这个瞬间也许会与二十多年前另一个时刻重合。那时，她还是一个身量未足的小女孩，在山东省杂技团的练功房里练功。没有追光，只有屋顶惨白的日光灯。作为节目里的“尖儿”，她被托举到十米高空，每一次旋转、每一次抛接，都有可能迎来一次猝不及防的失重。痛楚是具体的，骨头与垫子（或地板）的撞击声，闷而沉。记忆里没有哭喊，或许是因为“哭完了就好了，然后遇到事再哭”已成常态。
那是一段被高强度训练、身体伤痛和稀薄的个人意志所包裹的漫长童年。3岁练体操，6岁学杂技，她的人生轨迹似乎早早被一股外力设定，朝着一个技巧精湛、荣誉加身却唯独缺少“自我”的方向飞驰。她曾是那个被命运一次次抛向空中的孩子，直到她尝试自己掌控着陆点。
杂技少女之后，她选择成为演员邢菲。聚光灯下的甜宠偶像剧女主角，是她作为演员被大众熟知的第一个身份。那些角色轻盈、梦幻，漂浮在半空，像一片精心打造的星空，闪烁着不甚真实的光芒。邢菲在其中游刃有余，一度，那似乎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邢菲
直到《生万物》里的宁苏苏出现。这个角色带着土地的质朴与坚韧，一头扎进了命运的泥沼。她天真又破碎，像一棵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野草。邢菲在诠释她时，终于找到了脚踩实地的感觉。她打了一个比方：偶像剧是星空，而《生万物》是一片树林。“星空更加魔幻，但树林会给你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从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到主动选择脚下的道路，邢菲正在完成一场漫长的迁徙。她正走出那片璀璨的星河，转身，毫不犹豫地步入一片幽深而充满生命力的密林。
邢菲
“身体上的痛苦都不是事儿”
这次拍摄的外景地在北京郊外的五云间·蹊园。邢菲自己开车来的，比约定时间早了十分钟。没有助理跟随，没有浩荡的随行人员，她一个人停好车，素着一张干净的脸便走了进来，像一个普通的、要去赴约的邻家女孩。等待妆发的间隙，她略带认真地开玩笑，希望今天的拍摄顺利，最好能早点收工。这样，她就能自己开车，避开晚高峰回家。
后来在采访中聊起这件事，她说自己去哪儿都喜欢开车，因为“自由”。
邢菲
“自由”，是邢菲现阶段最向往的状态。这个词从她口中说出，带着格外郑重的分量，仿佛是对前半生的一种反叛与补偿。她的童年，恰恰是“不自由”的写照。3岁练体操，6岁进杂技团，一切都源于“家长一股脑儿头一热”。她还记得，体操队就在幼儿园隔壁，老师去班里选人，晚上妈妈来接她，才发现女儿已经被送去了隔壁。“就这么草率。”她笑着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成年后的释然与无奈。
从此，她的童年被切割成规整而严酷的方块。自有记忆起，生活便是“每天从早练到下午”。文化课只是穿插其间的、不那么正规的点缀，其余的时间，全部贡献给了身体的伸展、翻腾、平衡与忍耐。山东省杂技团里，她是年龄最小的那个。当同龄人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她已经开始独自面对身体的极限。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曾有过一个可以称之为“玩伴”的朋友。父母那时忙于生计，做点小生意，经常忙到忘记接她放学。她就一个人蹲在体操队门口玩石子，一遍遍将石子扔向天空，接在手里，再扔向天空。
邢菲
邢菲也像这些石子一样，一次次被抛起，接住，再抛起。从高空摔下、头朝地、脑震荡、脊椎侧弯……这些如今听来心惊肉跳的词汇，曾是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风险。精神层面的折磨，远比肉体痛苦更甚。她天天都想放弃，天天哭着给妈妈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不同意”。在父母看来，那是一份保障，一个铁饭碗，“有吃有喝，还能学到东西”。
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唯一支撑她坚持下去的，是“荣誉感”。作为团里的尖子，她常常占据节目里的“C位”，负责完成最难的动作。她跟着团队出国演出，拿各种奖项。每当把奖状和荣誉带回家，看到父母脸上赞许的笑容，得到那份渴望已久的认可，她会短暂地觉得“还挺好的”。这种“拧巴”的状态，成了她童年的一种写照——她憎恨承载痛苦的杂技本身，却又无比依赖它所带来的价值认可。这种矛盾，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少女时代。
邢菲
12岁那年，她进入广州军区文工团，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更重要的是，荣誉感被赋予了更厚重的内涵。“多了一些使命感。”她回忆道。穿上军装后，她每年下到基层部队集训，体验实弹射击（她至今还记得自己“5发37环”的成绩），并有机会立功受奖。军人的身份，给了她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秩序感。直到今天，这份情感依然深刻。她提起观看今年的九三阅兵时的情景，自己正在遛狗，拿着手机看阅兵直播，“蹲在那儿边看边哭”。“现在想想，如果我还是个军人的话，我会比现在开心很多。”对军人身份的认同与留恋，构成了邢菲情感世界里一道复杂的纹理。
这段长达十余年的“身体的记忆”，锻造了她异于常人的坚忍，也让她日后面对演艺圈的起伏与压力时，有了一个极高的承受阈值。“现在拍戏，只要是身体上的痛苦都不是事儿。”她平静地说道。这是苦难赠予她的铠甲。然而，对“自由”的渴望，也如同被巨石压住的种子，在那些年深日久的束缚中，顽强地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力量。离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邢菲
“不能我50岁了，还在亲亲抱抱举高高”
19岁那年，邢菲终于离开了文工团。决定是她自己做的。她跟母亲为此拉锯了一年多，每天在电话里哭。最终，母亲松了口：“你18岁了，你自己决定。”那一刻的感觉，她用了一个词形容，“解脱了”。她不想再练杂技了，“觉得看不到未来”。
这种解脱，开启了她人生的B面——一段充满了偶然、莽撞，却最终通往“主动”的旅程。她并非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要成为演员。离开文工团后，她决心去大城市闯荡，最后选了离家最近的北京。当时的职业规划非常务实：当一名经纪人。然而，现实迅速给了这个天真的北漂女孩一记重拳。她面试了十家公司，回头上网一查，九家是让你先交培训费的骗子公司。
邢菲
幸运的是，她最终进入了现在的经纪公司，以一个普通职员的身份。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下午，湖南卫视《一年级·大学季》的节目编导来公司选人，一眼看中了坐在工位上的邢菲。她就这么“什么也没想”地去了。在此之前，她还曾以B组场记的身份，跟着一个剧组去云南待过一阵。那是一次“很苦”的经历。在年底湿冷的云南，她第一次见识到剧组的艰辛”。原来剧组那么苦。”她回忆道。拍摄地在偏僻的山村，年底的严寒穿透层层衣物，“没有人告诉你要带多少衣服，也没人告诉你剧组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她完全不会当场记，只能边做边学，在混乱的片场里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是邢菲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摄影机前的表演。但那时，她对成为演员“没有丝毫的想法”。
“反而是因为我没有这种目标，没有对这个职业有特别多的感触，我才能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她事后复盘，“人在没有包袱的时候，就可以认识到更多东西。”这种“没有包袱”的状态，让她以一种野生、不设限的姿态，一步步闯入了演艺圈。2017 年，她主演的青春校园网剧《恶魔少爷别吻我》上线，在剧中她饰演女主角安初夏，凭其灵动自然的表现走进大众视野，被观众称为“甜宠剧女主天花板”。两年后，《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让她人气飙升。此后，《我的小确幸》《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等作品接连热播，进一步巩固了她在这一类型剧的市场定位。
邢菲
但新的困局也随之而来。当同类型的剧本源源不断地递到她面前时，她开始感到一种重复的疲惫。更深层的焦虑，则来自对职业生涯的认知和对周遭环境的观察。“我想说，不能我50岁了，还在亲亲抱抱举高高。”除了自身年龄的原因，她也敏锐地察觉到行业的变迁，“现在很多00后、05后，还有95后的演员，都已经往质感走了，我一个90后为什么还要在那地方打圈？”
于是，她决定转型。转型的第一步，是拒绝。她开始拒绝那些与以往角色雷同的本子，哪怕这意味着可能无戏可拍。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背后充满了不确定性。她也会迷茫，“是不是转型这条路是错的？”但最终，她选择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好像命运会一直推着你走，可能也不是当下的我想拒绝，是命运让我拒绝，是我的第六感让我拒绝。”
邢菲
转型路上的一个关键角色，是《女士的品格》里那位26岁的年轻妈妈。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一个上升期的甜宠剧女演员，去演绎一个生活化的“母亲”角色。但邢菲不在乎，她想要的是打破市场对她的固有认知，去塑造一个更现实、能让大众感同身受的女性。她没有刻意去“演”一个母亲，而是将自己贴近那个年纪女孩的真实状态，制片人也正是看中了她身上的这份“像”。
随着对表演的思考日益深入，她开始尝试与既定的“系统”博弈。她提起在一部戏里与导演发生的争论。那是一场重头戏，她保护了很久的人死在了面前。按照惯常的处理方式，女主角应该有一场情绪极为外放的嚎啕大哭。但邢菲觉得“这种处理很不高级”，她希望表演是“向内的”，能呈现更丰富的层次——自责、荒谬、悲伤……
于是，她在现场与导演、编剧据理力争。“我尝试说服，但是他没有被我说服。”在时间紧、压力大的剧组里，这种“停下来聊一聊”的举动需要莫大的勇气。最终，她选择了折中，但并非妥协——“我会加一些我觉得可以加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工业化流程中，为自己争取来的、有限的创作自由。播出后，观众反馈“还可以”，但她知道，那并非她最理想的状态。即便这场小小博弈最终以妥协告终，却清晰地标记出她作为一个演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主动争取的变化。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从“星河”到“密林”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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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都在那儿，只是走到了另一个分岔路口”
鲁南乡下的冬夜总是来得早，土坯房里的油灯晃着昏黄的光，把宁苏苏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红嫁衣映得有些发暗。她攥着衣角的手指关节泛白，指缝里还沾着白天喂猪时没洗干净的泥点。直到婆家人的脚步声在院外响起，她才突然抬起头，对着空无一人的里屋，哑着嗓子喊出一句“俺不想嫁”。声音像被风呛住般破了音，眼眶里的泪还没来得及掉，鼻头先红了。
这是《生万物》里让很多观众一下记住宁苏苏的“替嫁夜”戏份，也是邢菲自己后来反复提起的“表演开窍瞬间”。有趣的是，最初拿到《生万物》的剧本时，邢菲并不觉得宁苏苏这个角色像自己。反而是经纪人一口咬定：“这不就是你吗？这就是我平时看到的你。”邢菲还有点蒙——这不是一个“傻白甜”吗？她是我吗？
试戏的过程颇具戏剧性。第一次试完戏，她都不觉得这个角色像自己；第二次试完，依然如此。直到在试一场跟父亲对抗的哭戏时，情绪来得太过猛烈，她哭到停不下来，几乎无法完成台词。导演认为这个情绪是对的，台词并不重要，但她却异常坚持：“导演不行，我一定要把词说完，让我先出去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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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意外的是，前一秒还在戏里痛哭的她，后一秒就蹦跳着出了门。导演看到后立刻说：“这就是宁苏苏本人。”这个评价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角色之间的关系。那个曾经被她视为“傻白甜”的角色，在完整的剧本中显露出截然不同的质地：“她不是傻白甜，她是一个很真诚的小女孩。”
为了塑造这个距离自己时代很远的角色，她做了细致的准备。“听家里的长辈聊了很多那个年代的事，他们是山东人，这个故事可能离我们有点遥远了，但却是他们真正经历过的。”在表演上，她注重细节的打磨，“苏苏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造型，我自己在说话的语调、肢体的幅度，包括眼神神态等地方也都有设计”。
有一场戏让她拍完后依旧无法出戏。“费文典死了，嫂子轰我走。那段拍完我还抱着嫂子哭，特别心疼。”这场哭戏也成为《生万物》中让观众津津乐道的几场戏之一。而对于自认为更偏体验派的邢菲来说，这些哭戏“其实没有特别的设计，只是把自己代入她，眼泪自然而然就流下来了”。
邢菲
《生万物》里的宁苏苏让更多人记住了邢菲，它像一个坐标，精准定位了她当下的状态。“你人的底色都在那儿，”她说，“只是走到了另一个分岔路口。”这条路，让她看到了表演的另一种可能，也让她看到了自己性格中一直存在、却未被“星空”照亮的另一面——那种源于土地的、坚韧的生命力。
巧合的是，在事业上找到新方向的同时，邢菲在个人生活中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落地”。她透露，就在去年，也就是拍摄《生万物》的那一年，她和父母达成了和解。“以前还是有怨言的，”她坦言，“可能也是年龄到了。”她开始理解父母也有他们的不容易，那份长达二十多年的、关于童年“不自由”的怨怼，终于释然了。事业的豁然开朗与内心的尘埃落定，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发生了共振。
在邢菲身上，有一种与许多科班出身的演员截然不同的特质——一种开放的、善于听取意见的智慧。她反复强调“旁观者清”：“我相信很多人看我，肯定比我看自己更加了解自己。”这种不固执于“自我”，愿意将自己交给团队、交给对手、交给导演的姿态，让她规避了“非科班”可能带来的理论短板，反而将其转化为一种优势——极强的可塑性。她不像那些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表演体系的演员，更像一块质地优良的海绵，可以灵活地吸收、变形，呈现出导演想要的样子。这或许正是她能从“偶像剧甜心”无缝切换到“宁苏苏”的底层逻辑。
邢菲
尾声
清晨6点的北京方庄，天色刚蒙蒙亮。邢菲戴着一顶鸭舌帽，骑着电瓶车穿过渐渐苏醒的街道。她的目的地是附近的早市，这是她不拍戏时最常去的场所之一。“我喜欢跟我妈去逛菜市场，特别是早上的大集，”她强调，“一定要骑电瓶车。”
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日常里，她觉得踏实。早市上五颜六色的水果、摊贩的吆喝声、邻里间的寒暄，都帮助她在走出镜头后，与真实的世界重新连接。
邢菲
这便是她如今定义的“自由”。它不再是少女时代对“解脱”的激烈渴望，而是一种更沉静、更具掌控感的状态。自由是在工作结束后能自己开车回家，避开拥堵的晚高峰；自由是能随时扎进菜市场的嘈杂里，而不必担心被认出；自由是在不拍戏的日子里，能遛狗、打网球，将时间的主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对那个被动、不自由的童年，最温柔也最彻底的和解与补偿。
对于未来，她保持开放的态度：“现在完全没有设限。”而《生万物》的成功，让她更加确信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的她，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抛向空中，等待着被接住的孩子。
从那个在体操队门口孤独玩石子的小女孩，到今天坦然与过往和解、坚定选择自己道路的女演员，邢菲走出了那片被动接受的“星河”，进入了主动选择的“密林”。在这片密林里，有更复杂的生态，有更莫测的风雨，但最重要的是，她终于可以自己决定，要往哪个方向，深深地扎下根去。
出品：李晓娟 / 监制：滕雪菲 / 策划：MOGU.X蘑菇仙 / 摄影：洪量 / 撰文：九酱 / 造型：Jade易鑫煜 / 妆发：李沅镁（HUATIANQI BEAUTY） / 造型执行：小甜 / 策划助理：陈奕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