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后惠泽尊王王府修建得富丽堂皇。在泉州，侨眷是求神拜佛的主力，每年花费大量财富
建庙祀神，做醮祈福，几乎所有的庙宇、宗祠，都是在华侨与侨眷积极参与下修建的。
泉州文史专家陈泗东先生著有《幸园笔耕录》一书，其中有一段记录举人陈仲瑾的议论，生动地概括了近百年来华侨与绅士地位的消长变化。陈仲瑾对作者说：“戊戌变法（1898年）之前，泉州华侨敬重绅士，巴结绅士。南安南厅村菲侨林露（疑即林路），营造巨屋，人称‘有林露的富，无林露的厝’。对泉州当时的翰林陈蓕仁、进士黄谋烈，非常奉承，多方设法与他们结亲。……其时绅士尚耻与华侨论婚嫁。戊戌变法之后至民国十六年（1917）前，泉州华侨逐渐与绅士平起平坐。我于1912年全家去印尼，路费是黄仲训送的，途经新加坡，船上被人欺辱，陈嘉庚欲代出面交涉，我婉谢了。侨居数年的费用，全由陈乌生、蒋报企等承担。其时华侨多与绅士论婚嫁，女儿嫁到绅士家需多陪嫁妆奁，而绅士之女儿尚不大肯嫁给华侨，如蒋报企之女嫁举人某为媳，陪嫁房子一座。进士林罛鹤亦肯娶华侨之女为媳了。又绅士纷纷出洋旅游，到处有同宗华侨送程仪，谓之‘打蕃客的秋风’。数月归来，余款一般可建一座二进三间张的中型房屋。……在这段期间，穷教员很多娶到华侨之女为妻。民国十六年以后至解放前，为绅士巴结华侨、勒索华侨的阶段。”
清末民初，正是华侨与绅士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转折时代，泉州的番仔楼开始出现，像是华侨的独立宣言。
黄奕住在南安老家建了两座房屋，但他1919年回国时，在厦门投资了160多处房地产，同时把母亲和妻儿都接到鼓浪屿定居。像许多华侨一样，他有两个家，正室是老家南安的王时，在印尼三宝垄还有一个名叫蔡缰娘的妾。王时原来是童养媳，成婚后带着孩子侍候公婆，闽南人把这种留守老家的侨眷称为“番客婶”。移居鼓浪屿时，黄奕住与王时的女儿黄萱只有10岁。
有意思的是，黄奕住一生大力资助现代教育，却不让黄萱接受大学教育，而是延请名师至家，辅导女儿接受传统教育。日后，国学根底深厚的黄萱，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得力助手为学术界敬重。暴发户黄家，两代就完成了“贵族化”，跻身书香人家。
民国初年，闽南地区战火频仍，先是北军（北洋军阀）和粤军（广东革命军）展开拉锯战，接着北洋直系与皖系兵戎相见，此外还有集兵匪于一身的大小“民军”鱼肉乡里。住在乡间的富裕侨眷，常常被土匪绑票勒索，很不安全。许多华侨像黄奕住一样，在老家建造一幢大厝光宗耀祖，另外还在鼓浪屿购置房产，全家移居到口岸城市厦门，生活方便，接收“侨批”——华侨寄回的书信和金钱——也比较可靠。
泉州地区的番仔楼，绝大多数为外廊式建筑，效仿的并非欧美本土的西洋建筑，而是南洋建筑——西方殖民者吸收东南亚民居特色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样式，又称殖民外廊式建筑。东南亚天气湿热，大量通透的外廊空间，遮阳避雨通风，非常实用。随着殖民势力的扩张，外廊式建筑散播东亚各地，并于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风行于各地租界。但这种建筑不适合温带的寒冬，到了19世纪末就在中国退潮，许多租界纷纷改建西洋本土样式的建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