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我做语音课、上《奇葩说》、出名，都是被逼的。我前前后后拒绝过很多次，他们想办法说服我，最后一个阻碍是出名，我不想出名，出名会让我很不舒服。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一天，我终于在罗振宇面前坐下来，我问他，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我做这个语音课但是不出名？当时我隐隐约约觉得，如果我做了语音课，可能会出名，所以有这个犹豫。罗振宇说，没办法，除非你用假名，声音再做处理。衡量之下，我就用真名做了。我们广东有一句话叫“吃得咸鱼抵得渴”，你要吃咸鱼，那就必须忍受口渴。
对出名的抵抗是因为我不需要。我回国那么多年，视频采访全都推掉了，文字采访也基本上推掉了，我不需要被采访，我有杂志专栏这样的发声渠道就够了。
我是一个挺保守、挺传统的经济学家，我不会说很冒进的话，我这二十多年来表达的观点一直都是一致的。很多话我从来不说的，比如预测GDP能增长几个百分点，我没这个本事。我能够做的就是尽力帮助更多的人明白市场运行的规律。
改造世界不是经济学所长，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我们通常习惯性地使用物理思维看世界，物理思维是机械式的，它认为有推动就有前进，有阻碍就会产生停滞。用这样的思维看待社会现象，有时候会产生误解。因为人类社会与物理学所研究的自然界不同——人类会积累知识，会形成对策，会作出反应。面对不同的外部推动，人们会形成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会带来改变和偏差。经济学能带给大家一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思维和视角，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经济学很重要、最根本的一个思维，就是研究事与愿违的、被人误解的现象，研究为什么我们有良好的愿望，出台一些良好的政策，但是结果却相反。举个例子，在人类社会里做人口普查，如果你打算收税，报上来的人口数量就会偏小；如果你打算按照人口分宅基地或者分任何福利，报上来的人口数量就会增加。你用什么方式去调查，人家以什么方式来理解你的调查，都会导致偏差的产生。
经济学试图研究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人是理性的，刚好相反，经济学不以人的理性为研究基础。
学了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每个行为都会变得理性。我现在看到好吃的东西还是拼命吃啊，而且不断地变换对自己有利的节食规则。下午4点想吃了，就说“6点以前吃什么都行”，赶紧来一盘牛扒；到晚上还想吃的话呢，又有一套理论，“其实每个月有一个礼拜不吃肉就可以了。”
好吃的东西永远多过你的胃，完全超过你的DNA设计所应得的需求量。因为食品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今天我们随便到街上买一个白面包都会觉得非常好吃，白米饭也是很好吃的，这样真的很难保持理性。
经济学家面临价格现象的时候，也会忘记经济学的教训。有一位挺出名的经济学家，说他不能接受网约车在业务繁忙的时间段涨价太高以致影响他的生活。价格是怎么来的？需求决定的。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一旦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情绪就会影响判断。
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很穷，有段时间油价越涨越高，涨到4块多钱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之间就开始流传“怎样开车可以省油”，我记得有一个方法是“不要穿鞋，用脚轻踏，让你的脚和油门接触得更紧密”。当时我赌气说：“如果油价涨到5块钱，我就不相信经济学了。”虽然是一句玩笑，但说明我也会有情绪的。
薛兆丰
价格上涨，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的国家经常抗议油价过高，抗议房价过高，在我看来这都和抗议下雨一样奇怪。因为价格是被决定的结果，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房价为什么那么高？如果你不参与买房，你根本不会被这个现象困扰。
买和卖是增进人类幸福的两个重要原因，全世界最好的买卖就是恋爱，我有你要的，你有我要的，世界上的绝对物质没有任何增加，但我们的幸福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这是无中生有地提高幸福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一个提升幸福的途径就是团队和创新，它产生的化学反应会比单独使用的效果好很多，比如，麻婆豆腐的味道比先吃牛肉末、猪肉末、豆瓣酱再吃豆腐要好，比如，一支精心排兵布阵并且配合默契的篮球队比一群散兵游勇的篮球队员强得多。
有大量的因素是数据刻画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比如，现在婚恋公司用大数据来进行潜在伴侣的匹配，出发点是好的，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指标都是定量的。根据你毕业于几级学校、你的年龄、你的房产和收入，决定给你减两分还是加五分，这样的刻画方式太盲目，善不善良、情商高低之类的因素怎么刻画？这些是对婚恋相当关键的因素，但没有办法用数据来刻画。
人生有的是荒岛求生那样的考验。不仅仅是自然界里的考验，现代生活中更多的是人际社会中的考验。小朋友不理性、任性，可以，因为周围的人爱他；长大工作了，你还是桀骜不驯也不是不可以，后果就是你走人。所以反过来可以推测，公司里任何一个层级中的任何一个人，经过三十年的工作考验之后还会任性吗？会乱来吗？不会的，这样的人在一次一次的筛选过程中已经被淘汰了。在不同的行业里，留下来的人的类型一定是非常稳定的、 接近的。
社会关系中的适者生存规律就是，规则改变之后，另一种人生存。以前篮球比赛没有三分线的，有了三分线规则以后，高个子的优势就凸显了，导致篮球队员的平均身高有了明显的提升。假如现在规定所有篮球队员都穿高跟鞋比赛，那胜出的就不会是迈克尔·乔丹了，可能会是一个女明星，比如林志玲。
我对没什么用的知识毫无兴趣。任何高深的学问，最后一定还是要有用的。这个观念大概是在我大学时期形成的。
我曾经有过喜欢故作高深的阶段。学高级一点的知识嘛，据说哲学是所有科学的皇冠，那就学哲学。确实看不懂，也要看，然后背下来，再把这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句拿出去讲，马上就有人说“你好高深啊”。当时感觉挺好，觉得这可能是一条路，慢慢可以构建一个体系，做点引用和联想，把术语弄得很复杂，可能学问就是这样，大哲学家可能也这样。后来我学了一门课叫“科学哲学”，它是哲学中的一股清流，告诉你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彻底把我打醒了。
有两个中学语文老师对我影响挺大。他们讲课非常有自信的，有时候说“这篇课文我们不学”。某一篇课文第一句话有个“也”字，老师说，这种写法是反常的，通常是前面有一句然后再用“也”，那么，作者省掉的那一句是什么？这样教给我的一个写作习惯就是，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有落脚点，有用意就写进去，不能胡塞一些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莫名其妙的话。
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讲人话。我也沾染过不好的写作习气，幸好很快我就读到了一本关于写作的畅销书，它教你不要胡写，要朴素地写，用动词加名词，不要用形容词，不要啰唆，有话直说，没话就别说。
薛兆丰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在知识上有品位的人，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知识上的搬弄也是品位的问题。
一个知识分子的应用渠道，教书是一个，写书是一个，然后还可以写评论、政策建言。我是中国最早的网民之一，1998年我就开始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发表观点。对我关心的事情，比如经济的管制，我是很乐于建言的。比如我觉得网约车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网约车的发展却并不顺利。我参加过很多次关于网约车管制政策问题的讨论，这样的交流我们做过不止一次。前两年P2P很红的时候，我写了很多关于互联网金融、网络贷款的文章，提醒大家警惕这种现象，它是有问题的。还有，我对垄断法有很大的看法，写过一本小书《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提醒大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反垄断法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我的语音课、我的专栏、我写的书提供的都是知识的耐用品，能够一次又一次使用的。我做的不是一个当前经济形势的展览会，几乎没有数字，而是在一些当下事件的讨论中抽取出来一个相关联的原理，这些原理适用于很多领域，适用很多年，它几十几百年前就有效，几十几百年后依然会有效。
做耐用品是不亏的，因为可以卖很多次。假如你生产的是能够使用一个礼拜的灯泡，那么下个礼拜你还要再推销一次。但如果你发明一个能够使用十年的灯泡，那你推销一次就把未来十年的钱都赚了。你可以说这种做法很良心，也可以说很功利。
碎片化学习不能取代系统化的学习，它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碎片化学习肯定会是一个势不可当的潮流，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一个学科的知识储备跟不上，而我们又不能只是“系统化”学习一两个学科。
人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学习习惯，才能保证每个人异于常人，这事仔细想想很有意思。有人是靠听的，有人靠画面思维，有人靠文字推理思维。过去没有语音教学，找一个好老师也不容易，所以那些善于阅读的同学能够胜出。但今天互联网让我们突破了这个限制，语音可以学习，视频可以学习，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局限于以前的那种学习方式呢。往后，知识的神秘性会逐步消失，知识的尊贵性会被打破，大家都需要消费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