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
一次重任
67岁的陈凯歌可能没想到，《我和我的祖国》里的“白昼流星”片段会产生非常两极化的评价。有人喜欢它的超脱释然，甚至是当中包含的救赎。另外一些人觉得，它太松弛了，松弛得不像是那个最擅长书写观众情绪的陈凯歌。在此之前，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任何一部由若干个章节组合而成的电影。七个章节，几乎涵盖了新中国成立至今70周年的全部重点事件。要拍，要如何拍才能真实动人？这些历史事件距离现在最近的也有十几年，最远的有几十年，如何才能为在新世纪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观众们再现当年的场景，这成了重中之重。
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国》其他六个故事，“白昼流星”确实显得有些不同，它没有非常紧张的情节，反而有一种大爱藏在里头。片中另外几段故事，几位更年轻的导演和编剧结合历史背景，写下了主角排除万难，最后达成所愿大快人心，符合观众的心理预期。甚至有人专门发帖子讨论：如果“白昼流星”不写扶贫，而只讲载人航天，一样是艰巨任务，一样可以振奋人心，对导演而言是个最讨巧的做法。但那样全片就会出现三四个结构趋同的故事，作为总导演，陈凯歌要考量全局，同时更要面对临时的任务性要求，他选择独辟蹊径，代价是他把自己支到了戈壁滩上。“ 电影筹备之初，我与团队总结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这样12字的方针。至于影片的风格，有两点值得提及，第一点就是我们想做一个和人有关系的故事，如果你只是记录事件的话，那就变成纪录片，我们想拍中国人民怎么样在过去70年间，艰苦奋斗去推动我们的国家强大的这么一个故事。同时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历史车轮的推手真的是人民群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让这7个故事连接起来，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讲的12字方针之外，还有另外4个字，是每一个导演必须贯彻的就是昂扬深情。”
“白昼流星”是七个片段里最短的一个，却藏着陈凯歌最重的心结。他的成长经历丰富，经历过诸多历史变革，两千万知识青年下乡，有人最终回归城市，还有很多人就扎根边疆支援建设，最后化作田野中的泥土。这些经历写在旁人脸上也许是皱纹，或者成为藏在心里头的心结，陈凯歌有艺术这样一个表达的窗口，他把成长的故事珍藏于心，便成了珍贵的物料。你几乎可以在他的每部作品里都能看到一些他藏在心底的当年念念不忘的故事。
有行业内的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想看导演的基本功，就看他会怎么选演员。”陈凯歌为自己这段“白昼流星”选择了非常有冲突效果的一对年轻人和一位深沉的老者。很显然，也做导演的田壮壮与陈凯歌有更多共同话题，关于角色，他也有一定的认同感。“我和田壮壮对电影中老李这个人物寄予深情，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表，很小的年龄就到了边远地区去插队，但是在两千万知识青年里头有一些人是永久地留在了边疆，老李就是其中一个。他有一种对这块土地难以言说的深情，这种情感都是血液里、骨髓里的东西。35年以前，我拍《黄土地》的时候，到陕北高原看见这个土地，当时正值春天，你能感觉到它是温情的，多情的，跟我这次看到这片土地是类似的感觉。这两个孩子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其实对这个土地是有感情的，父母双亡，背井离乡，希望给自己找一条生路，但是只要一个瞬间出现，就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这就是他们看到了神州11号降落的场景。这个老李是有意为之的，他相信这两个孩子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我说改变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经历与这个历史场景的迎头相撞之后，他们就像骑上骏马，是可以追赶时代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用了这两个少年骑马的镜头。”
可以肯定的是，2019年的陈凯歌想用“白昼流星”带给观众的绝对不只是痛快，还有比它更高一层的感悟。
一个90后观众在《我和我的祖国》影评后留了这样一段话：“电影都看完了，痛快好看，白昼流星后劲儿最大。”
田壮壮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对一个角色寄付深情并认定自己所处那个年代，你就是电影中的那个人的时候，观众才会真的与你感同身受。”
老李如此，田壮壮如此，陈凯歌亦是如此。
陈凯歌
导师的治愈
10月开始，陈凯歌开始频繁登上热搜，除了这部轰动的电影，还有他在综艺中对年轻演员的指导和点评。
陈凯歌非常有气势，那种气势很难用文字形容，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漫不经心，但都自成规矩。他的语气并不像说书艺人那般抑扬顿挫，不使劲，带着北京人特有的松弛，但中气十足，声音像从更远的地方飘过来，在房间里产生轻微回音，犹如一位高僧在诵经，平和却不容置疑。被这种声音包围着，会有温暖的感觉，他不像是个严师，更像是一位智者，你与他对聊几个小时都不会觉得困倦，因为你可以从那个声音中汲取太多的养分。这一点，他自己显然不知道，只是在兀自讲着，带着不少手势语。
如果多看些他的访谈视频，会发现他有两套语音系统，一套像在殿堂上，浑厚、稳重；另一套在市井里，他会把嗓子逼尖了，语调轻巧还略带油滑，表情跟着眉飞色舞。两套系统切换使用，经过总结会发现，用第一套系统时，讲的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放慢速度是为在句间想好下一句说什么；开启第二套系统时，通常代表世俗的观点，也就是大众的惯性思维。这两种声音可能也经常会在他身体里对话、争论，产生质疑。
可能就是因为这两套语音系统，让人对他形成两种相反的印象，时而冷峻孤傲，时而和蔼可亲，我对他太好奇了，以至于把评价自己这样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直接抛给了他。
“我总说真正的美人从来不照镜子，天天揽镜自照的难称美人。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跟你说，和蔼可亲有可能是假的，冷峻孤傲没准是真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很多艺术家你都难得见他的笑脸，你看看梵高，你看看高更、贝多芬、曹雪芹，他何曾和蔼可亲过？但是他把他所有的爱，他对生命的理解，对整个宇宙大千世界的悲悯，全都变成他的作品，你说他不和蔼可亲吗？所以我宁愿去接受这样冷峻高傲的艺术家，和蔼可亲倘若是一种做人的方法，我觉得挺没劲的，但是如果你的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我还真告诉你说，我挺和蔼可亲的，还绝不是做出来的。所以我不知如何判断自己，随性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拍摄现场的陈凯歌没有架子，他比周围人高出大半个头，犹如一棵大树，移动时身躯会前后轻微晃动，像微风拂过树冠的摆动。在片场，他是说一不二的主人公，此时却满脸轻松表现得相当配合，时而趴在桌上露出诡谲的一笑，时而像指挥家那样挥着大手沉浸在诗意中，做出很多摄影师意料之外的动作。
凭借最近热播的综艺《演员请就位》，陈凯歌收获了一批年轻粉丝。很明显，他是这档节目的台柱子，代表国内专业水准的上线。这些年，他拍的电影从来不缺关注，却多次引起很多争议。没办法，观众对待顶尖选手总是苛刻的，但他在这档综艺中展现的导演水平有目共睹。眼下甚至有影视公司打算把他在这档综艺中对演员基本功的讲解和指导一一整理出来，作为新入行的年轻人的敲门砖。
陈凯歌不喜欢掉书袋，没有太多专业术语，综艺里，他更喜欢直接跟演员一起站在台上，与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讲解的逻辑清晰明白，没商量口吻，直书好恶，听起来好像霸道，可一旦经他指导，演员的表演立马会有个本质上的改善，这是个一般人没有的功力。但是当他为一段表演做评判时，哪怕观众都觉得演技平平，这位见惯了好演员的导演也没说过一句刻薄挖苦的话，甚至尽量找出他们表演中的亮点，最后还不忘说声对年轻人的鼓励，比如“听到这么多批评的时候,反而要相信你们有大成的可能”。不少演员的内心被这一根救命稻草重新点燃，每每热泪盈眶，甚至连旁边另一位评委郭敬明都被他的褒奖辐射到，一度哽咽。你我都能感受到，他其实始终在用一种爱意关照着台上所有人。一个演员在台下采访中提到陈凯歌的指导时泪水夺眶：“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好的导演不光可以导演好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还会做我们心灵的导师。”
节目请来的50多名青年演员个个风华正茂，其中不乏出道即巅峰的昔日童星，或是几年前大红大紫的流量面孔，只是这些年忽明忽暗，在这个角逐激烈的名利场渐渐失去了往日荣光。演技这东西也是需要特定情境展现的，严格说不适合在这样的舞台上直接较量，但现在的综艺节目显然需要一个这样残酷的比赛制度，甚至不惜为此把舞台战场化，你可以明显看到每位选手眼中激烈的求生欲。如果他们在竞争残酷的娱乐圈没能大红大紫，再被这个象征机遇的舞台淘汰，无疑是对自信心的重创。我与参赛的一个年轻女演员聊起当下的演艺圈，小姑娘说：“演员是被动的职业。凯歌导演显然也深知这一点，他也深知自己的一句话会被这些晚辈当成盖棺定论，所以他小心翼翼，对待年轻演员，他更像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
有一场戏，三位演员表现一般，陈凯歌最后选了一个女生，其他评委都有些诧异。在场外采访时他说：“三个人都差不多，我为什么选择她，因为她大概拍了四五部作品，到现在一部都没播出，我的同情心觉得，应该给她一点鼓励，让她继续努力下去。”
有的人与成功相差的不是一点运气，只是一点鼓励。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敏感必定脆弱，而脆弱往往源于伤害，你会发现很多创作者反复表现的，就是成长经历中的伤痛。脆弱有时会把人引向两个方向，一种是恨意，通过报复释放恐惧；另一种是爱，因为他更能对别人的疾苦感同身受。
陈凯歌
幸与不幸
有句话讲，“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这两种情况在陈凯歌身上都发生了。
14岁以前的陈凯歌是幸运的。父母都是文艺界名人，家学深厚，自幼通读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他是班里文采出众的学生，作文经常在学校宣传栏里展示。同时他小学毕业就长到一米八，是人群中最醒目的那一个。中学他考上了名校北京四中，本来是一次满怀希望的起航，却因那场社会浩劫戛然而止。
1969年夏天，不满17岁的陈凯歌刚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砍刀伐倒热带雨林中那些大树。干完活休息时，他摊开被磨得血迹斑斑的双手，看天看地，看树看云，觉得无助。这时他听见微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像音乐一般的天籁，感觉那是有某种生命在安慰他，不禁潸然泪下。
人们都从凯歌身上读到浪漫和诗意，诗意可能就源于伤感，这也间接铸成了他日后的巅峰之作。他是用一生的创作去治愈不幸的童年，而他的表达手段和机遇，正是拜他的幸福童年所赐。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用艺术来表达情绪，只能默默承受。
成长总是难以一帆风顺，很多人会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击溃，有些人则选择把当时摔破的梦一片片采撷，装殓入心，成为内心里的一份旁人难以触碰的回忆。
陈凯歌属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甚，他让曾经的经历在他的内心生根发芽，并用电影作为记录，来让它开放成真实动人的艺术之花。
在给演员说戏时，陈凯歌经常会提到“天真”“率真”“真性情’这样的词语，说所有的天真都是从相信开始，只有相信才能进入下意识的表演。说起来一个看似简单的“真”字好像算不得什么导演深藏的秘笈，可是一个演员能做到“真”，又谈何容易。
“做艺术，就是心里有一种想法汹涌澎湃地撞击你，让你想拿起笔来创作，但凡有这种冲动的人，他都必须是真实的人。我从这么多年的经验中体会到，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为当世俗和资本把这个世界掌控以后，人性定然泯灭，我所说的真，就是指人性本来的真。李大钊字守常，多好的字啊，他守住的‘常’其实就是最可贵的平常。曹雪芹批阅十载写下鸿篇巨著，其实无非讲的就是‘真’和‘假’这两个字，他还觉着天地有正气。所以今天做电影的人也好，搞写作的人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还能不能真。”
我有点儿好奇，什么才是他眼里的天真，他给我做了这样的讲解：“天真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懂人世间的事，人家往东他非要往西，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这就叫天真，人做到天真特别难。我老说自己是一个涉世不深的人，人家说你这么大岁数，怎么可能涉世不深呢？我就是涉世不深。所以在我的电影中，朋友说你还是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我觉得人生永远在少年，永远天真，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
冷眼旁观
王朔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及，他看完《无极》后很感动，主持人笑着追问为什么，言外之意是：这部引发巨大争议的电影，怎么会被您这样刻薄的批判家赏识？王朔的回答也很干脆：“他讲真善美我还不许感动吗？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讲真善美，陈凯歌就好意思讲了，尽管站在中国的现实，很多人认为今天讲真善美有点儿虚伪，我不觉得，哪怕是在一个虚构的环境下讲。”
导演一般会把作品中的主角化作自己的阿凡达，说出最想表达的观点。陈凯歌对于“真实”的讲解让我想起《道士下山》中的何安下，他在风起云涌的尘世中也只是想捍卫常识。很多记者都会问这位蜚声中外的导演说，您能不能再拍一个《霸王别姬》，他都摇摇头说拍不了了，因为如今已经不再是那样的年代，没有人可以改变年代。
陈寅恪在致王国维悼词中写：“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如今，很多老牌导演都痛苦于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批20岁上下的观影人群，习惯网络化的娱乐方式，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是应该努力迎合更年轻的消费群体，还是应该讲述他们那个年代人特有的观念和故事？到底要让自己的电影表达什么？是要曲意逢迎去挑战自己并不了解的新故事？还是固步自封相信自己可以继续创造经典？这让很多身处票房时代的导演左右摇摆，捉摸不定。
对此，陈凯歌早已看穿了一切：“我曾经在时代的教育下学会了很多东西，感知人性冷暖，也会从相对正面的时代看出他的问题，做电影的人必须有冷静观察的态度，我认为电影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问，做导演你没有提问的能力不行。这个时代的电影在不断地变化，很多人在盲从，面对这样的风云变幻，我要做的是冷眼旁观。”
陈凯歌导演多次提及“殉道者”这个词，不是说他自己，只是为了表达敬意：“所有的殉道者都是勇者。比如《茶馆》里的王掌柜，一个旧的文化体系在他面前轰然倒塌，于是他跟着走了。”这个结局给陈导很大启发，觉得王掌柜有着和王国维一样的境界。不止文学作品，生活中他也曾见证过殉道者。1966年8月24日，他和同学在太平湖畔无意中见到神情落魄的老舍先生，次日就从报纸上得知作家投湖的消息。在创作《霸王别姬》剧本时，他把原著结尾改成程蝶衣在舞台上自刎，而不是像小说中写的与段小楼多年后在澡堂重逢，成为最妙的改编，作者李碧华非常赞同这样的再创作，并在她再版作品时直接改用了电影结局。
此一时彼一时，导演陈凯歌没有再让小道士何安下杀身成仁，而是口中默念：不离不弃，不嗔不恨。
这或许也是陈凯歌当下的心态。
陈凯歌
一份礼物
我问他：“看您在现场指导拍摄，总感觉胸有蓝图，一切尽在掌握，但有没有如履薄冰，感觉要失控的时候？”他笑：“我是一个有好多失误的导演，创作不折磨自己，不反躬自问，觉得游刃有余，这电影肯定一塌糊涂。也别想着每次创新立即能被观众全盘接受，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你一定得有一亮儿吸引着你，这个亮儿如果你不能看到，别人更看不到。但是票房为王的时代，你票房不如人家是不是就证明作品不好，标准要自己树立，时刻清楚你拍电影的原因。”
如何选演员往往最能够见证一个导演真实的功力，是选择更能吸引眼球，为自己的新电影带来更多年轻活力的新人，还是选择演技稳扎稳打更具有质感的实力派？很多人为此挣扎。陈凯歌却没有这样的顾虑：“我的观念是人人都能做演员，全看合适不合适。其实我不喜欢试戏，你出一题，他给你来一段，这演员肯定特别紧张，因为他想拿到这个角色，不在情境里，试戏就是瞎掰，莫如聊天，相互观察，能不能够通过聊天把一个人给看明白了，这是做导演的基本功。跟演员合作有时候是一个点火的事，聊天就是探矿，看他有没有这个资源，当你认定他有这个资源，不是说他自然就爆炸的，导演得过去划这根火柴，有时候得划很多根，才能让他真的燃烧起来。至于说他什么时候真正进入人物，他也不知道，就像问你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没人说得出时间节点。他一天天的就在那儿磨，终于有一天他自己眼泪下来了，你当他是为角色哭？他是为自己哭，这时候他就能演好，遭多大罪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导演此时应该做什么？就站在他的旁边，静静地陪着他。”
当我问到他如何看待“小鲜肉”这个词，如果作为一个导师，会给这些年轻演员一些什么告诫时，他说：“小鲜肉过去在文言文时代，那就是面如傅粉，眉若春山，目若秋水，男孩比女孩还漂亮，我觉得这个形容比小鲜肉好，小鲜肉也太直接了，这个词给我的感受就是垂涎欲滴，都听得见口水声。至于说有什么告诫，我拍《妖猫传》里头老提幻术这个词，互联网就是一个幻术，就是时代发展到今天一个最大的幻术，它变幻无常，今儿可以让万千迷妹向你欢呼，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幻、是梦是醒，太牛了简直。然后第二天就可能发现是人去楼空，都没了。安徒生为什么伟大，《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在我们眼前反复上演，回头细看前尘，不过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所以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告诫，首先是同情，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可是人家需要你同情吗？不需要。”陈凯歌的说法一针见血。
我还是没能问出2019年的陈凯歌最忧心的事是什么，可我想，也许是《我和我的祖国》的上映。我注意到，电影上映前，有2.3亿人在电影软件上给这部电影点击了“想看”，电影预售破亿，上映第一天就拥有五亿票房，这样一排数字列出来足以让一个新人导演手舞足蹈，而在背后深藏功与名的陈凯歌看来，这却是个沉甸甸的责任。“主旋律电影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国民意识形态。只有当百姓对他国家的意志采取认同、认可的态度时，才可能使国家意志与国民意识形态合流，融汇成了一个东西。改革开放后，我们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满街自行车变成满街汽车，今天的年轻人去国外走一圈，回来说这还不如中国呢。所以我认为《我和我的祖国》最终的票房成绩，不止是一个数字指标，说明人心悄然发生了变化，观众对自己的国家采取认同态度。”
我们决定在这次封面上将他列为“年度致敬人物”，陈凯歌沉吟半晌，说：“不需要向我致敬，真正需要致敬的是所有电影人，是这个时代，如果没有生活中的这些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的创作将会非常贫瘠。”
“我希望我每一部电影，都能够当成第一部电影来拍，谦虚谨慎，向年轻人学习，向观众学习，同时内心又要骄傲。骄傲不是自傲，骄傲的含义是：骄傲可以推得动自己，向较为理想的方向推动，骄傲是可以对自己有要求，骄傲可以不看轻自己。还世界一张笑脸，即使它对你不公，那是你给你自己的礼物。”陈凯歌与我说完这些，喝完了他保温杯里的最后一点水，然后离开了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