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
人物档案：
陈晓楠
腾讯网副总编辑、首席主持人
陈晓楠于1994 年踏入电视行业，先后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担任主持人，以轻松亲切的风格见长。她参与直播过多宗国际事件，包括911 事件、伊拉克战争、北京申奥等。2017 年，陈晓楠加盟腾讯。同年携团队推出播放量破亿的小成本短视频节目 《和陌生人说话》。代表节目：《冷暖人生》《和陌生人说话》《时代 我》《无话不说》 等。
陈晓楠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是陈晓楠，你好，陌生人。”这是在访谈类节目 《和陌生人说话》 中，陈晓楠的开场白。
与追求热度、造话题冲热搜的节目不同，陈晓楠更想要温度。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记录了1000 多个普通人的故事。也就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铺陈了她入行后二十几年的生活底色，让她寻到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从在凤凰卫视期间做《冷暖人生》，到转身入职腾讯后执掌《和陌生人说话》、深度视频人物特稿 《时代我》……无论是电视媒体还是互联网，陈晓楠秉承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她无意铁肩担道义，人生疾苦才是真； 但人之为人，还是有那一点点高贵的闪光的东西。她和同伴们筚路蓝缕，无非就是为了这一点光。
靠直觉做事，用理性观人
3年前，陈晓楠44岁。
对于多数人而言，这或许已是无须再折腾什么的年纪。可这一年，陈晓楠做出了一个人生重大决定—离开任职17年的凤凰卫视，投身她从未深入接触过的互联网世界。这意味着她要放弃至少一半的过往经验，重新学习超过一半的新兴事物。
“其实我刚开始知道可能会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连想都没有仔细想，毕竟都这个岁数了，而且还是处在凤凰卫视这么一个非常可控的熟悉环境里。可当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时，我的直觉又替我做了决定。”好像是身体里有一个小人，突然按了一下按钮，让陈晓楠无法假装这事儿不存在，因为她的好奇心足够强。
这不是她第一次凭“直觉”做事。陈晓楠自认不是“超级学霸”，也不是“全能型人才”，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凭着“直觉”选择了国际新闻这样一个“很神秘，但我不知道要干吗”的专业；但恰恰是这份“直觉”，引领她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职场里完成转身和蜕变。
曾经，她是最“赶时间”的新闻主播。从在北京电视台制作英语类节目，到受邀在中央台经济类节目中担纲主持人，她头一遭感受到了“对话”这件事给她带来的成就感。“你能代表观众问出有意思的问题，而且在现场就能收到很多反馈……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在现场的兴奋感，做完以后还会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一段对陈晓楠来说“又困惑又兴奋”的时期，初出茅庐的青涩几乎全被一桩又一桩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掩盖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直往前冲的感觉，这里试一试，那里试一试。全靠直觉活着。”后来从央视到凤凰卫视，陈晓楠又走上了职业生涯的另外一程。
进入凤凰卫视大约一周有余，陈晓楠忽然被告知“明天你就上”，那是一档早晨七点钟的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一小时的节目里，主持人要凭一己之力把控全场，将最热点的新闻事件一件一件讲给观众。没人告诉她要怎么做，因为这是那时候凤凰卫视的文化氛围，“他们胆子挺大的，就把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咣’地扔在那儿。”
“我5点到公司，挑拣当日要播报的新闻，接着化妆，上主播台，8点结束就可以迎着朝阳下班。那段时间简直就是为了工作而生。”她独居在公司旁边的黄埔花园。从家乡北京迁徙到陌生的香港，她在工作之外最大的消遣就是去家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很寂寞。经常是一场电影散场了，我就从楼梯走出来，转头去大厅，再买下一场电影票。”
几年镁光灯下的主播生涯让陈晓楠越来越不过瘾，“直觉”让她开始想走出去看看。黎以战争爆发后，她成了亲身到战地的记者。“我们从叙利亚往黎巴嫩走的时候，都是一车一车的难民大行李小箱子地往外逃，在路上就会碰到逆行而来结婚的人；在黎巴嫩的那个酒店里，附近的轰炸声就在耳边响起，几十个记者住在非常冷清的大堂里，但一直有一个老头在那里弹钢琴……”这些场景对于陈晓楠而言，就是绝佳的新闻素材，所有问题都不必刻意去想，自然就流淌出来了。这也让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要做一档关于“人”的节目。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冷暖人生》。
陈晓楠
琐碎人生里的淘金者
有一张经典的照片，至今仍储存在很多《冷暖人生》的老观众记忆里，那是节目初创阶段的团队合影，陈晓楠给它取名叫《革命圣地》—“原来凤凰卫视还没有搬到大楼，就在那个小楼前面的大歪脖子树下，我们出去说拍个照，就去了。我穿个棉袄推个自行车，村里开会的感觉。”
照片里的人，眼睛里都有光，至今也没走散。“这些历经风雨的人还能够在别人身上发现值得激动的东西，还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某一个故事情节所触动，我觉得特别可贵，人心一点都没有僵硬。”
今年是她来腾讯的第3年，这3年的经历也被她形容为“在揪着自己的头发成长”。互联网没有“约会效应”，所做的节目都要被扔在大的、没有天花板的信息海洋里，如果不能让用户点开看，你就失败了。所以，她开始逼自己学习和数据打交道，跟互联网领域的新词打交道，和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打交道……即便如此，陈晓楠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赛道”—讲述这个时代需要被听到的人和故事。
许多人都曾好意提醒她，总做素人谈话类节目很“吃亏”，因为这意味着少有流量，难上热搜，无法成名。但她却乐在其中。因为素人不像明星有职业需要，他们讲出的很多细节经常让她非常惊讶。在这些普通人面前，陈晓楠的工作就是在琐碎的事情里淘金子。
《和陌生人说话》虽然是一档素人谈话类节目，但实际上它上过很多次热搜。“我很高兴。因为热搜虽然不是我的评判标准，但它却是我们被评判的标准。你在一个平台上做产品，当然没有权利说完全不关心它的流量，但我希望那是高质量的上热搜，比如像保姆偷子、校园暴力那种，它能够真的被广泛地看到，甚至让这个议题触达大众。这一点我还蛮自豪的，我们节目的有效期非常长，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十年前的故事被挖出来，又转了一圈。”
这是她在个人价值与工作需要中找到的交集。任何一个素人的故事，哪怕再离奇，陈晓楠也要提前思考，观众的必看点在哪儿、关联性又是什么？只有有关联的故事观众才爱看，除非是特别猎奇的。
陌生人系列里有一集叫《菖蒲河老人情》，是讲述老年人的性与爱。“你看前部分会觉得特别火爆和猎奇，但实际上这个选题如果仅止于此，我是不会做的。”陈晓楠让团队导演们在三个月时间内，去菖蒲河公园看了几十次，“她们每次都能感受到火辣辣的眼光，在那种相亲氛围下，这些老人就是行走的荷尔蒙”。但就是因为耐心以待，终于让她们找到了不同于过往的看法，预采访的精彩程度完全出乎陈晓楠的意料。“那次之所以特别打动人，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暮年孤独。孤独与爱是每个人的，根本不只是这几个老头、老太太的。我采访的一个嘉宾，他刚生了一场大病，床前没人，他就说其实自己越来越不抱希望能找到老伴了，但是他还是每天都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万一呢？你心里还有一把火，想随时掏出来献给谁……那个片子非常深刻，无数条观众留言都关联到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我觉得那个太珍贵了，这种作品它没有时效性。”
发自内心地平视每一位受访者，而不是消费对方身上的经历，是大众对陈晓楠的评价。比起主持人，她更像一位淘金者，去发掘各色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前段时间采访流浪大师沈巍，有两件事特别打动她。一是沈巍流浪街头时，读书，雷打不动；二是沈巍说这边的垃圾桶，他每天早上6点半必须翻一遍。今天要是偷懒了，明天可能就更加偷懒。而且，他翻过的垃圾桶，没有人再能找到东西。
“这些看似无用的体面、光芒或者追求，就是生活里的滋味。某一刻电流能在身上流一下，某一刻你会很忘我地快乐，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值得期盼的东西，还不是那么糟糕。所谓有那么残酷就有那么温柔，我做节目，就是在找这些温柔。”
陈晓楠
用小火，把苦慢炖出点儿甜
所谓“人生即苦”，岁数越大，陈晓楠越能体会。
“人生就是很苦的，生下来要经历分离之苦、生老病死之苦，人又有很多人性的灰暗面，嫉妒、羡慕、竞争。得到的东西最终都会失去—人生的本质就是这个。那么人为什么要活着来尝这个苦？”
陈晓楠出身于北京一个科研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去世得比较早，我就觉得他们的人生过得非常苦涩，没有等到好日子。”所以，她总想在人生的那些苦里去找一些值得的东西。
《和陌生人说话》第三季已经上线了，其中的选题，大多都和大众有很多关联性。她和同伴们做了一个话题—“意定监护”。中国现在新的法律规定，你可以在清醒的时候，把你的晚年生活包括后事托付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一个卖水果的把自己交给了房东，一个老师把自己交给了他的学生，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托付、关系、信任，也有孤独。”她记得当时采访完，组里的几个小孩眼含热泪地来问她“：人到最后是不是就特别无助啊？”
观照别人，也是看到自己的过程。“人一定想在某处看到一个能和自己连接的人，这是不会被社交媒体的变化而彻底改变的人的本能。”
八年前，女儿出生，陈晓楠有机会通过这个小生命一点点的成长变化，重新体会人生的种种滋味。“我自己生了小孩之后，一想到她未来所要走的道路，会更不忍。你自己糊里糊涂走过来了，但放到小孩身上，便会更觉得苦，因为你知道她将会面对非常多的事情。人生的高光时刻总是很少的。”
她特别希望女儿参加体育运动，因为比赛就是要有成功、有失败，而且失败可能是居多的，“你在失败的过程中，怎么样去排除掉杂念？你在场上的时候，怎么能够达到那种忘我？我记得前两天采访邓亚萍，我说你在比赛场上会去看比分吗？她说我不会去看分的，那个时候你就盯着那个球，去想这个球过来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是真理。打比赛的时候，你是沉浸在球的艺术里，还是沉浸在结果里？对结果的担忧一定会影响打球的艺术，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弱。”
体育是最浓缩的人生滋味，高峰的体验和绝对的低落。“未来还会有更多未知，会比我们所经历的振荡更大。我能教自己的孩子什么东西呢？甚至任何知识的半衰期都越来越快了，我觉得只能去从根上教一些东西。令你真正开心的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
前阵子，陈晓楠的女儿读历史书，认识了自己人生经验中“第一个坏人”—希特勒，她看了很多有关希特勒的纪录片，现在还在读一本叫《偷书贼》的书，那里面更细致地讲述了当时的人们对希特勒的崇拜。于是她问母亲“：妈妈，希特勒小时候是个坏人吗？他妈妈觉得他是坏人吗？”“她问了很多属于小孩的问题，但是挺深刻的。对她来说，人只分好人和坏人。她特别震惊于最后他自杀了，所以她总问我：‘ 妈妈，你采访过希特勒吗？’我说：‘ 没有，他早已经死了。’她又问：‘ 如果他活着，你想采访他吗？’我说：‘ 我挺想的。’你看多有意思啊。其实，这个世界上该被采访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难被触动了，因为我们的速度特别快，很少有时间去看一个长视频，很少能被什么东西力度很大地撞击到自己内心中去，这成了奢侈品。但我还在继续这么做着，因为我喜欢小火慢炖，这样自己也会更安心、更舒适一点。”陈晓楠想好了，等自己退休了以后，去做一些更长的纪录片和采访，用更慢的速度，更长的时间。
编辑 & 撰文：袁静怡 / 摄影：张博然 / 视觉：玉清 / 妆发：刘效麟 / 造型：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