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幂
每逢杨幂的拍摄总让人省心：她来得往往比约定时间早；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随行；即使这天凌晨三点才刚刚结束北京卫视春晚录制，也很难在她身上看到疲态。麻利进棚，麻溜儿妆发，这么多年过去，杨幂做起事儿一直都是风风火火的北京大妞性子，不愿意虚头八脑走什么过场，一坐进化妆间就开始干活儿：自己还总是闲不住，能刷个睫毛就上把手，能订个外卖也千万自己来。
说起外卖，化名“X 先生”纵横外卖平台的她一早又干了一件很杨幂式蒙圈的事：早起订一杯苹果汁和一杯热咖啡，等袋子拎进来，由于苹果汁已经氧化分层，加上“X 先生”本人顺利忘记自己点过苹果汁这件事儿，杨幂还觉得卖家真奇怪，要个热咖啡，还非得赠个冰咖啡，直到工作伙伴问起“你订的苹果汁呢”时才一秒恍然。“X 先生忘了X 先生点了苹果汁。”杨幂嘟囔着。这个工作上较真儿、生活里心大的姑娘，好像十年过去任尔时间如何消磨，她自岿然不改不动，还是爱八卦，爱全网找表情包，爱做朋友圈里的好笑段子传播者，爱生活，也爱工作——非官方，很正经，她是真实地爱着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与工作。
杨幂
从来没野心，永远有欲望
“对角色的选择更多的是看自己眼下正处于的阶段和是不是真的喜欢，角色是不是非常吸引我。她不一定非要跟自己的人生和经历契合，最重要的是，自己要非常喜欢。”杨幂说起接《巨匠》和《刺杀小说家》的理由时特别简单又笃定，“大家肯定没看过我这样儿，一个非常励志、一个特别酷，我很喜欢，也实在想去尝试一些没有尝试过的角色类型。”
杨幂一向不喜欢跟人讲她怎么吃苦、怎么努力，即使最近几部戏拍摄中发生的小事也得以“群口儿相声”的形式被提醒与发掘。盛夏时拍《巨匠》，有一场在水中找东西的戏份，需要她下到一方死水池里——剧组原也没想过到拍摄时现场会是那么个状态：死水潭里不可言喻的臭气和腥气源源不断地扑面，从上往下看去，池水墨绿。那天，剧组工作人员在朋友圈里写：“当时的环境，演员直接说换一个地方拍或实在不能下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杨幂就那么直接走下去了，连抱怨都没有一句。”杨幂身边的工作伙伴至今都记着当时的“惨状”：杨幂一步步走进池子，原本墨绿色的池水在脚踏进去那刻从底下开始往上泛起黑色不明物，一层层源源不断地反上来。“对对对，当时水差不多淹到胸口那么高吧，我站在那儿就觉得全是臭气。”杨幂回头补充，她这才想起来拍摄中这件“印象深刻的事”：“你们知道吗，那天泡里面40 分钟，出来我都要腌入味儿了！现场赶紧冲一下裹着毛巾回住的地方，一路我就觉得全身疯狂的痒。”大半年过去，回忆起那个瞬间是否该有犹豫，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想没想到也得下去，这是工作啊。”
除了跳臭水池，《巨匠》傅函君的建筑师角色设定也让杨幂再次挑战了背词难度。“拍摄中难的是背跟建筑相关的专业台词，而比‘背词儿’更难的是说出台词的时候要真的相信自己是个建筑设计师，要能说得非常从容自信，有自己的信仰和底气，要让屏幕前的人产生认同，而不仅仅是在背诵稿子。”为了能让那些有大段专业台词的戏份也能一遍过，杨幂从进组第一天就开始为这些戏份做准备。“每天睡觉前看一遍台词，车上再看看，万一哪天突然就提前拍这些戏份也不至于现场背不下来。”杨幂说，“要把那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关键时刻才不会发慌。”
而《刺杀小说家》，杨幂最初只觉得这个角色实在很酷，“我抽烟、我喝酒、我武功很强会打人，但我是个好女孩儿”类型的角色她这么多年从没接过，生活里她也只在年少时偷偷想象过这种“炫酷女生”，自己却从没有过一点儿机会也这么自我放飞式长大一回。“我觉得很酷，非常酷，大家肯定没见过我那样儿。我生活里不会这么极端，屠灵实在是挺厉害一女的。以前没有人找我演这样的角色，所以还挺带感的。”
杨幂
对杨幂来说，《刺杀小说家》的剧组成员还都是“大熟张儿”，合作起来更容易“出好戏”。“熟人很好啊，没有那么多废话，可以节约很多沟通成本。大家的心思都在专业上，没有人会去比谁带的人多、谁的团队事儿比较多，这样真的就很好。”这样的剧组实在是对了最怕“场面活儿”的杨幂的胃口，“带着热爱去高高兴兴干一件喜欢的事儿”，这样的工作更像是享受。
《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之后再次与“熟张儿”路阳合作，杨幂忍不住跟他调侃“砍桥梗”，进《刺杀小说家》剧组第一天，她见到导演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去追问：“导演砍桥吗？”导演也开着玩笑怼回来：“你能不提桥这事儿了吗，我现在看着桥就想砍。”但调侃的底色是一种坚定的相互信任：她信他是一个认真且有想法的优秀导演，他信她是一个靠谱又有能力的好演员。遇见信任本身就已经是难得的幸运，而彼此承担得起，也确认不辜负这种信任则更是难得的勇气与默契——这是属于所有热血且努力的人共同的默契。
“对演员而言，最直接有趣的褒奖，就是在片场把导演演哭了，而最大的打击就是在现场被导演反复说‘重来’，自己却还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能想到，但能力还没到，那是演员觉得最茫然的时候。”上一次她真正把导演“演哭”的时候还是在拍《宝贝儿》，某场戏拍完，有工作人员偷偷来告诉她：“刘杰导演刚才哭了。”最直观，最明白，最不作假。提起这部以“弃婴”为题的纪实类文艺片《宝贝儿》公映时遇冷，杨幂显得很淡然：“每个电影都有自己的命数。电影的意义大于电影本身。拍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群体，剩下的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不是为了“大家怎么看”才去做这事儿，所以也接受所有结果。“你觉得这事儿对你有意义就去做，先做最重要。”
从很多年前《武状元苏乞儿》里的惊鸿一瞥，到今天在圈里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验积攒，杨幂心里自有一套自己的工作哲学：事情可以不做，可做了就一定得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工作可以不接，接了就要对自己的所有部分负全责——喜欢最重要，认真负责最重要。
“如果有戏自己很喜欢，能争取就争取到最后一秒，不能的话也学着顺其自然，任何结果都接受。”杨幂会让人很清楚地开始明白，“成熟”与“少女心”其实是两个全然不矛盾的词，昔日爱打抱不平的姑娘拥有了“任何结果都接受”的平和，可该跟工作拧巴较真儿时也全然不怕。该放过时放过，该紧握时紧握，越长大越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是杨幂的假中庸与真聪明。
一路走到现在，她实在被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野心”和“欲望”的相关词在近十年里都占领着她的“大众印象词”榜首的位置，可在她自己看来，她是“从来没有野心，但对于创作永远有欲望”。不善于计划未来，日子只过当下，杨幂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野心。但对于她爱的事，她又觉得“欲望”实在是个褒义词：“这说明自己有想要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是积极的。”在没有定数的人生中，她确实是十年如一日地积极且正向，一直专注地求己所求，这种灼灼燃烧的欲望持续沸腾着她的热血，所以即使真的十年舆论刮骨、江湖饮冰，她也始终热血难凉，坚持自己。
“如果做个表演艺术家很难的话，那就做个好演员吧。”她这样说，也努力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