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
制片人冲进酒店房间的时候，王景春的酒劲儿还没散。那天正好有朋友来柏林，他招呼大家伙儿一起去吃了顿著名的大肘子，两轮啤酒怎么够过瘾，香槟过后再开葡萄酒，天还没黑，就图个高兴。
他脑袋还晕着，只听经纪人一串问题噼里啪啦砸过来，怎么还没化妆呢？耽误走红毯时间可怎么办呐？怎么什么都没准备呢？离开身体半截的意识还漂浮在空中，这下赶忙归了位，一顿“赶紧赶紧赶紧”，收拾妥当出门的时候他有点儿恼，这酒后劲还挺大。
四天前他刚到德国，从北京启程那天恰是他生日，30多个小时过后，生日还没完，时间的轴线变得模糊混沌，半梦半醒才恰到好处。几天里各种渠道都传来似是而非的消息，德国《镜报》直接预测他得奖的概率有90%，他看到《文汇报》的转载，一个劲儿摆手，“得了，拿不着多丢人啊。”
柏林影帝，他当然想过，“没想过那肯定装孙子”。2013年他拿下东京影帝，差不多都已经是六年前的事儿，那时他40岁，站在人生的正中央，还期待更大的肯定。这回是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电影的最高舞台，他想走上去，捧着奖杯向所有人致谢，“大家都因为电影来到这儿，我愿意天底下所有的情感和爱，地久天长”—要能在那个地方表达这样一句话，该是多牛逼的事情啊，到这个岁数，是憧憬，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他憋到柏林才第一次看了完整版的电影，近乎某种仪式感。过往看自己的作品，他不自觉会跳入技术审视的角度，总觉得这儿可以换个处理方式，那个细节还是有问题。但这一次他完全被故事里的情绪带着走，几次鼻子一酸掉了泪。导演王小帅在拍摄时给团队设定了一个最高任务，“返璞归真”，摄像机像普通眼睛一样放在那儿，不加煽情的音乐，拙，简，但气韵生动，王景春看完后感叹一句，演得真好。他能把自己摘出来了。
到红毯跟前，他一乐，和同行的朋友说，哎哟，这次大概有戏：流程和之前不一样，有专门指派给他的人，还有个单独的座位。走完红毯，好多人跑来和他合影，里面电影开始公映，外面都还举着红酒杯在聊天哈拉，碰杯声嬉笑声说话声一天一地，有人说要抽烟，他一起从边门溜了出去。
烟头小小的红点在夜色里一明又一暗，他开始想，一会儿真要上台，该谢谢谁呢？
王景春
父亲
他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在医院的病床前，父子俩终于和解，放下心防，互相依赖，没有别扭，没有顶嘴，不过是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今天我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得了个奖。”“ 哎，那挺好。”
“可惜现在才取得这些成绩，没法和他分享，这是我心里特别遗憾的事情，但我觉得他一定能在天上看见。”
父亲曾是他心里的一根刺。父亲是军人出身，转业到地方的时候，他把全家一起从阿尔泰迁去了乌鲁木齐。对还在上小学的弟弟来说，一切大同小异，对叛逆期的王景春来说，一切都翻天覆地。
他被指定转入一所学校，只觉得“特别不好”，文化课跟不上还在其次，每天去学校都会碰上莫名其妙找他麻烦的人，被欺负了，他就寻思要把仇报回来，那种“惨烈的战斗”成了恶性循环。时间一久他就不想去上学，工作也好，当兵也行，“同一个大院里别的那帮小孩都当兵离开了，我是唯一剩下的那个。”
父亲穿了一辈子军装，把两个儿子也当成手下的兵，自小军事化管理，可又不愿儿子真的入伍。他最大的心愿之一是大儿子能考上大学，拾掇下自己没完成的心愿。那是1982年，新疆还没有全面开放高考，大学文凭是件特别金贵的东西，几近光宗耀祖的级别。一个战友的孩子考上了，父亲从庆祝会上回来时有点儿喝高了，逮住他就一顿骂，“他说你要考上大学，别说五桌，多少桌我都给摆。他老提这个话题，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可面儿上，他就是拧着劲要和父亲对着干，和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觉得自由和主见理应凌驾于一切之上，父亲太过强调纪律和规矩，彼此无法好好交流，基本不说话，他一开口就是顶撞，“装得特刺”。
他一直认为，父亲瞧不上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学校的文艺演出里他又是唱歌跳舞又是演小品，父亲从来不出席，“所以他从来没看过我在舞台上或是屏幕上的样子。”中考也是被父亲押着去的，偏科之外，考试时他恶作剧般只按自己的喜好选择性答题，结果都挨不上中专的分数线，只能上技校，学铆焊专业。
暑假里家里人怕他胡闹，就把他送去兵团的枪械修理所的车间里实习，某天午休时，他无意中在墙上看到了一页小说，印在人家从杂志里撕下当糊墙的纸上，中间还偶有残破。看几行他就停不下来，到处找那本小说的全版，才知道，原来是王朔的《空中小姐》。
很多年后，他和王朔把酒言欢时提起了这桩往事，那是王朔的第一本小说，被他以这种方式看到，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觉得这也是命运的一部分，机缘巧合，冥冥之中，该遇上的，总是绕不过去。
他遇上的还有父亲藏的那一柜子书，从世界名著到社科类一应俱全，虽然父亲明令禁止他碰，可早就被他一本本偷出来读了个遍。王朔之外他还特别喜欢路遥，第一回看《平凡的世界》，连着三夜没睡，怕被妈妈发现，就把台灯藏在被子里看，“那时也不觉得文学有多牛，就是被吸引，觉得好看。”
在与父亲冰火不相容的时候，他却继承了父亲的爱好，许多事情想来，大概都是生活在某处早早埋下的伏笔。都说王景春演警察“ 特别像”，从上戏时在全国得奖的小品开始，片儿警、缉毒警、反扒警察、重案刑侦纪侦警察…… 他演过各种警种，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警察日记》里，他演的也是公安局局长。他真刀实枪跟着去蹲点摸排过，仔细琢磨过职业背后不同脾性的“人”，但对这份职业的亲厚感，还是源自父亲军人的身份。
在《地久天长》里处理刘耀军和养子星星的关系时，他借鉴了自己和父亲的亲身经历。只是现实无法像电影那样有一个圆满和美的结局，他1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
之后王景春像变了个人—抵触了学校那么多年后，他铁了心要上大学，算是完成父亲的一个遗愿。他曾顶过父亲一句，“大学有啥牛的？考就考呗！”一时之气，说来容易，可技校的背景意味着他无法直接参加高考，艺术类院校是唯一的出路，而当时他还在新疆百货大厦的鞋帽部卖童鞋，决心只能是个决心。
他记得小时候阿勒泰的雪，那么大，那么厚，每个冬天的早晨都要自己拿着铁锹，边走边铲出一条路来才能上学，“生活是这样，命运也是这样，只能自己举着一把铲子，把路铲出来。”
王景春
上戏
导演郎辰从北京电影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山制片厂，一次帮艺术团挑演员时，王景春和朋友正好在边上围观，被朋友推了一把，他即兴试了郎辰的现场命题小品。团里大多数都是舞蹈演员，感情不对味，王景春的生动让郎辰觉得有点儿意思，他没想到，自己随口夸的那句“你可以去考考上戏”在王景春心里种下了根，经不起他三番五次地请求，答应教他表演。
郎辰长他四岁，不让他叫老师，只让称大哥。他不收学费，但要求王景春每回上课时带两盘录像带—— 他在电影学院时经常“ 拉片”，到了新疆哪儿有这条件，王景春也没这资源，硬着头皮去大街小巷的录像带店里租，或是到朋友家里翻录。郎辰看他也跟着看，还被要求交影评，几年里，他把奥斯卡最佳影片、欧洲大师集锦之类的经典作品都给捋了一遍，“最关键的是，他告诉了我什么是好的表演，教会我对好的艺术有鉴赏力。”
上课是正儿八经的上课，还包括朗诵、小品等训练，单人成不了气候，王景春就把另外两个哥们儿一起叫上。那两位也是文艺青年，也存着考艺术院校的心愿，四个人就一起在十平米大小的客厅里排练。外人眼里他们就是在“玩”，一回排练途中，王景春的妈妈带着他表哥表妹回家，经过他们面前时，一个个忍不住偷笑，“我听到他们在屋里说‘这几个勺子（新疆话里意指傻子）’，我们也不理。”在周围人的不解和嘲讽中，他们坚持了两年。
他的目标很明确，考学是个事儿，是个目标，也是他唯一能离开新疆、真正从事表演的机会，“那时想当一个演员，你就必须是院校毕业的，要分团，个体户干不了。”1995年，他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虽然郎辰的教学方法完全按照电影学院的方式来，但毕竟比不上学院里“声台形表”的系统学习，那四年里，他才真正“把基础给夯扎实了”。
他是超龄录取的学生，自觉“ 笨鸟先飞，老鸟更得早飞”。王景春最让老师头疼的是他的台词，“我们新疆院里天南海北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混在一起，就是另一种口音。”声乐老师也让他犯难，“他按传统的美声教学，一定要用亮音，要我特别注意发音位置，还要跟着钢琴音来练，我觉得特别程式化。”
大一那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到上戏演出，他去看了现代版的《奥赛罗》，一个黑人演员扮演的军人一把哑嗓，轻轻念出那段“人人都说我是坏人”时，他给镇住了，“那个多棒，那才是好的表演。”那让他确信自己对声音的理解，不该有固定规则，该跟着表演走，见于细微处，只觉妥帖，却不见痕迹。《地久天长》中刘耀军的年龄横跨三十年，他给每一个年龄段都设计了不同的声线，“演员应该能熟练控制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声音的位置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
别的课，他都如饥似渴。最喜欢的当属表演课，怕自己出不来小品，他就每天窝在大排练场那儿，一遍遍排。他亲手做道具，上戏的舞美车间实力雄厚，他知道木工房就在篮球场边上，在那儿可以找到木料，“我演的那部讲‘文革’知青故事的《红月亮》里，所有道具都是自己做的。”
整整两个月，他就穿一件红色的拉链绒衣和一条家里寄来的黄大裆军裤，脏了就洗，洗了再穿，干活方便。他做了整套的桌子椅子凳子、门后的一棵树，还包括酒瓶子、劳动牌香烟。有人笑他，是不是“ 戏不好道具来凑”，他就是受不了几个柜子搬一块儿就假装是个炕，“那些道具会增加你的真实感和信念感，能把你直接往里带，那些东西在那儿放着，你的生活好像就是那样。”
1999年毕业时他是院级优秀毕业生，拿奖学金，毕业整整20年后，他也没敢忘记学校和老师对自己的栽培。柏林回来后，他请当年的表演老师去看《地久天长》，等待回复时，好像又变回了那个刚进校门时的新疆傻小子，忐忑不已。老师给他连回了九条消息，78岁的人，在手机上用手写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道：“多少年了，第一次看电影哽咽了，它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灵。开始时我把刘耀军看成你，因为太熟悉了，慢慢地我觉得刘耀军就是你，因为你完全生活在这个情景之中。”
王景春看到消息时正被簇拥在饭局上，一下就哭了。
王景春
“艺术沙龙”
在上戏排小品时，王景春总是被安排去演爸爸甚至爷爷一辈的角色，他还挺自豪，“我小名叫‘不着急’，因为我长得有点儿着急。他们说我就是靠这个颜值被招进去的。”毕业后他留在上海，因为形象属于“稀缺款”，他没断过戏，“我们班除了陆毅之外就我挣得多，可有钱了。”
别人有点了钱都给赶忙买房，他买车。2000年他买了第一辆吉普，价格是当时两套房子的首付，“买匹马，腿就变长了，去哪儿都方便。”反正有青年公寓当宿舍，他更在意说走就走的能力，兴致来了，吃完晚饭他开车直接拉去北京，开一晚，13小时就到。“买了房就想住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天天在屋里待着，就不能像匹野马一样到处跑了。”
小时候在阿勒泰的时候，家背面就是山，别人晚饭遛弯儿，他们就是爬山。姥姥家那边是骆驼峰，搬去乌鲁木齐后还有红山，上海近郊的佘山也就是个海拔200来米的小山丘，但聊胜于无。他常常开上高架，一脚踩油直奔那儿，山底下有块水泥地挺宽敞，有时他就一人去那儿坐坐，喝点儿啤酒，吹吹风，待两个小时，“山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他习惯了站在高处，眺望远方。
北京有人找他拍戏，男一号，他没多想，“牛逼哄哄就去了”。也不是脑袋一热的决定，“在上海待着，我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演戏会变成一份上下班的工作。”上海虽然积累了些人脉和资源，但都局限在电视剧的范围里，“戏也不够好，到了北京我才开始拍电影了。”
他在老式塔楼里找到了一个好房子，200多平米，有床有沙发，很快变成了集体宿舍— 他不爱这名字，觉得叫“艺术沙龙”更合适。在他家住的时间最久的是杨超，他记得待了应该有三年，另一位是喻恩泰，放着自己的房子不住，就喜欢他的沙发，一睡就是一年半，“还都不付房租”。那时他曾交过个女朋友，到他家一看，天天里里外外一堆人，两人世界的空间都没有，就吹了，“可我觉得，你要真爱我的话就该接受我的一切，生活里只围着你一个人转，这不行。”
那群人每天在一块儿拉片，一天看五六部是常事，看完了就吵吵嚷嚷讨论，聊剧本，聊创作。选片标准是“好电影”，地域题材倒是没有限制，“主要看上面有贴戛纳的小叶子的，柏林的小熊的，威尼斯的小狮子的……沉闷的也看，一定要觉得自己特别有深度。”有时看片前开了几瓶酒，到影片结束时，沙发上已经睡倒了一片。
有一年他没戏拍，也不着急，“多大点事儿啊，人生接受就行了。我这人命还挺好，没钱了马上有戏接上。”他厨艺不错，那群人更乐得抓饭局，“买半只羊，两天就吃完了。”他不喜欢别人为那几年赋予“北漂式”的艰苦想象，更说不上“熬”或是“挨”，那段傻乐的日子更像是他人生里难得的一段悠长假期，等待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刚到北京，谁也不认识你，你也要给别人点时间，慢慢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戏好。”
他不怎么挑角色，“只要不是高大全的就行”，他想演“人”，而不是某个符号。配角主角之类的他也不在意，“有戏找我我就演，把角色完成好就行，其余的事不归我管。”刘耀军这样的角色有张力有深度，属于天时地利人和，可遇而不可求，别的角色参差不齐，但哪怕只是零星半点的戏，他也能做到让人印象深刻。
廖凡请王景春帮忙演《白日焰火》，“他自己的戏，搭的演员都得是好的，不能随便，可文艺片又没什么钱”。给兄弟撑一把理所当然，王景春一口答应时，还压根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角色。他演的洗衣店老板戏份不多，可他觉得该赋予角色些东西，“你说洗衣店的这种人吧，他肯定会缝东西，而且必须特熟练。
为这角色我练了一个月，就缝衣服钉扣子。”有一段戏，导演刁亦男看他一边说话一边缝针，熟能生巧的那种自在，赞叹不已，“他说别看那么小的一个细节，人家一个个都在下了功夫较着劲的，就没小角色这回事。”
他老和廖凡说一句话，“对待角色要像对待情人一样，要爱上他，要入迷，要沉迷”，他自个儿就是“演戏有瘾”，但有个前提，得有不断刺激他的新鲜劲儿砸过来。《都市男女》成功后，喻恩泰、姚晨、沙溢等原班人马继续拍《武林外传》，王景春没参与，“拍了十个月，之后我就知道情景喜剧是怎么回事了。好处是你可以锻炼如何快速记词和即兴表演，但坏处是演着演着就假了。它太快了，一天一集，‘唰’就演完了，基本不走心。”他一点也没觉得遗憾，“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赚钱是另一回事情，追求是追求。”
王景春
刘耀军
王景春，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正式宣布的时候，导演王小帅第一个在底下喊起来，还是最大声的那个。他知道王景春能成，但现在不一样了，“实锤了”。哥儿俩也不客套，庆功宴上他假装严肃地拍着王景春说，“登顶了，再没有上升空间了。下面就是要当一个人民艺术家，好好演戏。”
柏林获奖后，轰炸式的媒体访问接踵而至，王景春的最高纪录一天十三轮，说到嗓子哑了一个月都没缓过来。这等分量的奖杯捧在手里，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高兴，朋友们想摸一下银熊奖杯，他也觉得光荣。不过最骄傲的是，所有人都认可了“刘耀军”这个人物，他在表演本身中获得的成就感，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一切。
王小帅以为自己是在拍摄电影《我11》前见了王景春第一面，但实际上，1997年另一部戏选演员时他们就见过。王小帅一度记不清他的长相，曾把他和另一个演员混淆起来，更搞不清楚他的实际年龄，但这种似是而非感更利于角色的塑造，“对我来说，他是一张白纸。”
熟悉了之后两人有了些奇妙的发现，比如所有人都觉得王景春和王小帅的父亲有些神似，而王小帅的公司叫“冬春”，听起来就和“景春”有点缘分。
投资方开始有其他的主角人选考虑，各种行不通，王景春接到王小帅的邀约时，差一点已经签下另一部戏的合同。“半天里他连发了三条信息给我，还未读，我就知道他肯定碰到了些状况。作为朋友，我肯定义无反顾要帮忙。”看完第一遍剧本，他就觉得这个剧本简直为他量身订做，“我一下能找到刘耀军的魂，他的脸他的动作，立刻出现在脑子里。而且他干电焊，我也会啊。”
17岁在枪械修理所实习的时候，他被派到的任务是车一种叫法兰的压力容器，干了一暑假。他可以双手同时操作，“玩得贼溜”，每天车上十几个小时也不厌。至今他都为自己在焊工上的天赋自得：焊接处不能有杂质，不能有气口，不然会开，平焊是最简单的，立焊时要对抗钢筋的重力，仰焊就要整个躺下来，一步比一步考验技术。学校要求考级才能毕业，一般都是三级工，最高也就四级，他当时创了个纪录，考了五级工。
剧组在当地借了条船，有一幕，他扮演的刘耀军要重新车一个轴承出来，船老板开始还担心别给王景春烧个洞出来，“结果他过来一看，哎哟，你这焊得好呀你这个，纹路特别好看”。船被海水浸泡久了，好些被腐蚀的地方都需要加钢板加固，他焊起来十分带劲，最后干脆把整条船腐蚀的部分都给焊好了。“我还想过，老了之后可以用电焊做一个装置艺术，在铁板上画画创造，没想到这门手艺丢了近30年，在电影里给捡起来了。”
刘耀军干车床，背部自然有微驼的曲线，“这当然是我的设计，因为我要符合他所有的一切。就算背对镜头，也能感受到人在戏里。”他有经验，弄车床的人就算戴上手套也会沾上机油，何况车东西的时候往往还不能戴手套，会有危险把手搅进去，“机油会渗到指甲缝里，洗手的时候经常拿肥皂一搓一洗就完了，所以做车床活的时候手永远是黑乎乎的。”拍摄的时候王景春就一直摸机油，“电影唯一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听能看但不能闻，会缺失嗅觉，但我要闻到手上的机油味儿，要把自己扔进戏里生活。”
王景春这么“扔”，王小帅就更没必要在现场和他们事无巨细地讨论，“我老说，演员应该是一个白日梦的做梦者。有了故事，有了角色，他就沉进去，不用睡觉，但他就像在这里面做梦一样。”得奖后有许多人试图和王景春讨论他的表演技巧和方式，一两句话哪儿能概括得了，他只说，要先找到人物的“魂”，“魂找到了，印进心里去，它就会像颗种子一样长大，然后把你盖进去。你要用一个系统去找人物，找每一个细节，找每一句台词，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要不怎么说，戏如人生？”
拍摄中有许多即兴的台词和片段，比如拍上坟那场戏，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坟在哪儿，也没排练，王景春牵着咏梅就上去了。出发前老两口在家穿衣出门，机器摆在那儿转着，王景春一时怎么也拉不上外套的拉链，还想着坏了要重拍一条，就看见咏梅特别自然地接过手帮他拉。“导演特别喜欢。那个动作特别生活，老夫老妻都有这样的默契，所有的表演都是下意识的。”
许多人觉得，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释怀，结局太过圆满，王景春倒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导演现在不叫王小帅了，叫王老帅，很像小津安二郎的样子，这个片子的调调也是，年纪大了，都柔软了，胸怀也更大了。”他知道自个儿也被时间在改变，“年轻时我是刺猬，刺儿头，现在我是绵羊……嘿，瞎扯，这些话都是骗你的。”
成为东京影帝后，王景春的日子也如此这般热闹过，几个月后喧嚣散去，他继续磕他的角色，过他的生活。同样获得过东京影帝的王千源曾感叹荣誉的暂时性，“它代表你人生中有一部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我们不能把一时的成功当成永恒，也不能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事，就要求全世界的人都一辈子记住。”这话并不是当着王景春的面儿说的，但他大致会认同。
他不想再回答更多的问题了，“我的人生就这样实打实的一条线，我也不想把它美化成什么样子。”其中被引申出的意义和被概括出的结论，或许对他人有所启迪，但与他并无干系。往下去，还有千山万壑，但“刘耀军”这一站，已经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