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医生是最不应该“崩溃”的人。他们在手术台前做决定，在急诊室里与时间赛跑，在生死之间保持冷静。长期以来，医学职业被赋予一种稳定而理性的形象——仿佛只要穿上白大褂，就必须拥有比常人更强大的内心。
但现实并非如此。
知名医学网站Medscape发布的《医生的负担：医师自杀报告2023》显示，在医生群体中，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平均每10名医生中，就有1人曾产生过自杀念头。个体悲剧的背后，是一个长期处于高压运转中的职业群体。
医生杨丹在南方一所综合性三甲公立医院任职，她在医疗系统工作十余年，曾因工作高压一度陷入抑郁，后来通过系统心理咨询才逐渐走出低谷。她也因此看到了医护群体的心理困境，决定转型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为更多医疗系统从业者提供心理支持。
在她看来，医护人群所承受的压力是多重叠加的——结构性的高负荷运转、社会期待的重压，还有一种更隐秘也更持久的压力：道德与心理层面的重量。医生每天与死亡和不确定性并肩，见证脆弱，也承受无常。久而久之，自我苛责、职业倦怠、同情疲劳、应激障碍悄然累积，再叠加紧张的医患关系、公众的期待与质疑，身心耗竭的过程沉默而漫长。
医生的心理健康，从来不只是个体问题。它关乎一个系统如何运转，也关乎生命如何被托举。以下是杨丹的自述。
电视剧《匹兹堡医护前线》
2009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从事临床免疫学与肿瘤生物治疗。日常工作节奏一直是科研、临床协作和教学管理三线并行。白天对接临床科室、参与疑难病例分析、指导研究生做实验；晚上和周末整理科研数据、写论文、报课题。手机和邮箱24小时待命，平均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大脑始终处在高强度运转状态，很少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在国内大型医院体系里，这是常态。
有时我会开玩笑说，医生几乎要像“六边形战士”一样工作：既要看诊、做科研、带学生，还要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学生与患者家属发生矛盾需要协调，医院日常还有各类检查和材料准备，比如器械、耗材、卫生管理，甚至要做PPT和报账。有时候一天忙下来，真正能集中用于看诊或科研的时间反而被各种事务切割得很碎。
电视剧《匹兹堡医护前线》
如果说事务的琐碎是明面上的消耗，那么科研的职业权重就是更深层的压力。除了看诊，还需要申请国家级课题、发表SCI论文。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期间，曾连续半年卡在关键实验环节，数据反复验证却达不到预期。当时一边面对课题进度压力，一边带团队推进研究，同时日常临床和教学工作也没有减少。我开始失眠，反复怀疑自己的研究方向。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上司。
医疗系统常被称作是“白色部队”，高服从性的环境里，医护群体普遍听话，也容易自我怀疑。如果领导自己心理不健康，下属的日子就会很难过。我第一次遭遇职场霸凌，是因为上级想把我的科研成果占为己有。当时我的国外合作者重视科研诚信，并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觉得从未合作过的人不应该占据署名权。我夹在中间，被上司排挤孤立。
那段时间，我上午一到单位就开始不舒服，下午发烧、心悸，晚上回到家才退烧。所有检查都做了，好在没有问题。当时我已经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心理学知识，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躯体化反应。
电影《夜班》
后来，我不得不离开那家医院，去国外读博士后。回国后我进入另一家医院，刚开始一切顺利。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老领导退休、新领导上任，职场霸凌又来了，而且更猛烈。我又开始出现躯体化反应，开始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很糟糕。
这一次，我选择了心理咨询。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我看清了现实：那些PUA不是我的错，对方的焦虑和压力是对方的问题，我不要把别人的议题拿来攻击自己。我逐渐学会了课题分离，并恢复了正常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系到医疗质量和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我决定转型，成为关注医护群体的心理咨询师。
近几年，规培生自杀事件屡见报端。我在医院会给规培生做教育培训。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结构性问题：他们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缓冲带。
在学校里，研究生们是被照顾的对象，有老师和辅导员关注；进了医院，却要立刻成为一线工作者。上级医生压力也很大，通常会以“双重身份”看待学生——既是学生，也是同事；患者和家属则直接把他们当作正式医生。这种身份上的拉扯，让规培生特别艰难。
不同科室的压力也不一样。
急诊医生面临的是即时性、不确定性与决策风险的叠加压力。患者病情突发，可能前一秒是轻微外伤，下一秒就心跳骤停，医生需要在几分钟内做出生死决策。很多患者送诊时病史不明，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这种未知风险让医生一直高度紧张，容易出现“急性应激反应”和“决策疲劳”，甚至对突发情况产生恐惧。
电影《神迹》
ICU医生承受的是“持续性的生死冲击”和“倦怠感的累积”。医生每天面对危重患者，见证生命的脆弱和无常，高频的生死循环，容易引发“同情疲劳”和“创伤后压力反应”。很多ICU医生会陷入“自我苛责”的怪圈——患者救治成功时觉得是“应该做的”，救治失败时则不断反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长期下来，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睡眠障碍、对生活失去热情的倦怠症状。
妇产科医生的压力，核心在于“双重生命的责任担当”。产后大出血、胎儿宫内窘迫、羊水栓塞——这些突发状况往往毫无征兆。“生死一线”的决策压力让医生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同时，家属期待值高，一旦出现意外，往往难以接受，把责任归咎于医生。专业付出不被理解，再加上“双重生命”的沉重责任，让妇产科医生的情绪内耗尤其严重。
医生群体普遍面临的心理困境，是强烈的无力感。医疗系统并非万能，有些昂贵治疗大多数人没办法负担，医生也不可能自己掏钱。还有一些疾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比如晚期癌症、车祸等意外创伤，以及一些突发急症，像心梗或者主动脉夹层，这类疾病来得快，人走得也快。
电影《夜班》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肿瘤科医生的经历。他负责一位年轻的晚期肿瘤患者的诊治，团队定制了个性化免疫治疗方案，初期效果很好，但后期病情突然迅速恶化，所有治疗手段都无法逆转。患者家属从最初的信任期待，逐渐变为焦虑、质疑，甚至隐晦指责医生“未尽全力”。这位医生当时连续一周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查阅所有文献，协调多学科会诊，却仍没能留住患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陷入严重的自我苛责，不敢面对类似病例，日常诊疗都小心翼翼。
紧张的医患关系，是医护群体最主要的心理压力源之一，医患矛盾会导致医生的信任感被破坏、专业性被否定、人格被攻击，这种伤害持续时间长，恢复也更困难。
我记得一位内科医生曾接诊一位高血压患者，开了常规降压药，反复告知用药禁忌和注意事项，但患者回家后擅自加大药量，导致血压过低、头晕。家属不仅不反思自己，还带人到医院闹事，要求赔偿，甚至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指责医生“用药不当”“草菅人命”。
虽然最终通过医疗鉴定还原了真相，但这位医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要应付闹事家属、医院调查，还要面对网络恶意评论。那段时间他夜不能寐，对诊疗工作产生恐惧，每次开药都反复核对、让患者签字确认，生怕再出“意外”。这种“专业、信任被践踏”的心理创伤，让他很长时间无法恢复正常工作。
电视剧《匹兹堡医护前线》
类似事件对医生的心理冲击是全方位的，包括职业安全感丧失和社会认同感崩塌。如果投诉合理，医护人员可以改进工作方式、缓解医患矛盾，但很多投诉基于误解、情绪发泄，甚至是恶意找茬。这种无妄之灾让医护感到委屈、无助。而网络舆论和自媒体“医闹”的危害更大，不实信息借助网络传播速度极快，公众对医护的负面评价，常常让医护人员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很多医生都遭受过大规模网络暴力。
医闹还会引起“群体恐慌”，整个科室甚至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会受到影响，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比如开处方时，即便有更优方案，也可能选择“最保守、最无争议”的方案；面对疑难病例，为避免责任可能建议患者“转院”，这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
在这之外，医生还面临“过度期待”的压力。公众往往觉得医生应该解决所有问题，一旦病情复杂、治疗效果不佳，或医生无法给出“绝对确定”的答案，就容易质疑医生的专业能力。然而医学充满不确定性，很多疾病病因复杂、治疗效果无法保证，医生能做的是基于现有知识和经验，给出最优方案，而不是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电视剧《匹兹堡医护前线》
不同科室的沟通困境，也在无形中加重着医生的心理负担。
肿瘤科医生需要向患者解释“肿瘤分期”“治疗方案利弊”，这些概念涉及大量专业逻辑和生存概率，很难用通俗语言讲清；急诊科医生面对的是分秒必争的紧急情况，需要在极短时间内传递关键信息，但患者和家属常常因情绪紧张而无法吸收；儿科医生则更特殊——他们要通过家长“转译”信息，家长可能遗漏孩子关键症状或夸大不适，这种“信息失真”直接影响医生的判断。
每一次沟通不畅，都可能埋下误解的种子。
我还注意到一个共性：作为权威角色的医生，很容易产生过度自信。他们往往觉得自己在某一领域做得很好，其他方面也应该同样出色。于是，他们不容易承认脆弱和不完美，也不愿意向他人求助。从心理学角度看，求助会触发原始的羞耻感——类似婴儿依赖母亲时的生存体验。如果缺乏自我觉察，又陷入“付出未被看见”的执念，委屈就会不断累积，严重时甚至可能走向极端。
如果有人出现持续的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问题，我建议大家要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尤其是有医护背景的咨询师，这样对方更能理解你的困境，同时，要珍惜同行之间的相互支持，遇到压力时多与同事沟通，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感受，形成“互助共同体”。
在给医护人员做心理咨询时，我会先引导他们去面对自己的害怕和担忧：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它会不会真的发生？如果发生了，他们能做些什么？我不会直接给建议。因为大家本身有能力解决问题，只是被某种情绪卡住了。我做的只是帮他们把“卡住”的地方疏通，恢复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电影《心灵点滴》
尤其是面对患者的突发性死亡，所有人都很难接受。这时候，我会在咨询过程中培养他们的觉察力和情感隔离能力，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是否过度卷入，同时引导他们学会放下“拯救者”的执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而不是承担全部因果。
人文关怀不是“无底线的情感付出”，而是“有边界的专业共情”。面对患者的焦虑、悲伤，医生要保持共情，但不要过度代入，不要承接患者的所有负面情绪。学会在诊疗结束后“剥离情绪”，比如通过运动、听音乐、与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将工作中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不要让其影响个人生活。
这让我联想到在国外读博士后期间的经历。那里的医生专业分工清楚，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完善。医院和科研机构都配备心理咨询师，单位还会提供咨询机构供员工选择。每位员工可以享受免费的4到6次心理咨询，或可通过医保报销。大家从医学生时期就接受心理健康教育，整体心理水平较高。
我在国外时几乎没有听说过职场霸凌。有发生过实验室偷窃或有人恶意破坏实验成果的事情，类似事件中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心理健康和创伤都会得到相关支持机构的关注，相关机构还会要求加害者进行多次心理咨询，并在完成后提供专业机构对他们进行心理评估。
相对而言，国内医疗系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仍然不足。部分医院管理者认为医护人员自身应该具备强大的心理调节能力，把心理健康当作“基本素养”，而没有真正理解心理健康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他们讲的叙事医疗和人文关怀，多是为了与患者沟通，而非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
目前，国内医院心理支持机制整体上尚且处于起步阶段。部分三甲医院设有“医护心理关爱中心”或“员工援助计划”，提供零星心理讲座或团体辅导。极少数医院会聘请外部心理咨询师，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咨询。但大多数基层医院和二三线城市医院，心理支持机制非常薄弱，甚至完全缺失——没有专门咨询室，没有专业心理支持人员，现有的心理关怀多是行政层面的慰问，缺乏实际效果。
另外，从医护人员角度看，很多人有心理求助需求，但真正愿意使用医院心理支持的人很少。原因之一是“病耻感”：医护群体长期以“专业、坚强”的形象示人，担心去咨询会被同事误解为“心理有问题”“抗压能力差”，甚至影响职业发展。
电影《夜班》
即便在心理支持机制比较完善的医院，群体中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也不够。当有人谈论某位同事要去做心理咨询时，一些医生仍会露出惊讶表情，他们刻板地认为做心理咨询就是“心里有病”，有些人甚至会对做咨询的同事有所防范或区别对待。
同时，部分医院的心理支持人员是内部行政人员或非专业医生，缺乏心理咨询资质。医护人员担心隐私泄露，也担心无法获得有效帮助。再加上高压科室工作繁忙，医生很难抽出时间参与心理辅导，而心理服务时间往往与工作时间冲突，这进一步降低了使用率。
在我个人的咨询工作中，每年接到的医护咨询不超过10例，其他行业反而较多，其中一半来访者是心理学爱好者。我会鼓励医院的科主任、护士长、行政管理岗位的负责人和各层级的领导们都去尝试做心理咨询，这既是对他们个人身心的积极关怀，也是工作沟通协作所需，最终能打造更健康的集体潜意识，意义深远。
纪录片《Extremis》
我也确实看到了改变的可能。一些自我改变动机强烈的来访者，在咨询帮助后，变化速度和程度令人惊讶：从最初的在咨询室全程哭泣，到做20次、50次咨询后，他们逐渐变得有朝气，愿意吃东西，社交活动增多，更加接纳自己，对世界充满希望。
医护人员需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状态，才能为患者提供有温度的关怀，大家也要意识到“心理求助”是专业能力的补充，不是软弱的表现。我希望更多医护人员能够被理解、被看到，希望通过心理咨询的赋能，让他们能够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动权。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来享受对世界的探索和体验的，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采访、撰文：马友彩
编辑：谢如颖
设计：胡君
题图：电视剧《匹兹堡医护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