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
我还好，中年危机爆发的比较早
“您就直接把这瓶红酒浇桌子上吧。”摄影师对郑钧说。郑钧拿起红酒瓶，旁边的人小声说：“2000 块的波尔多拉菲这样造真的好吗？”郑钧撇了下头，说：“这是形式主义拉菲。”如果换作20 年前的郑钧，他没准真会这么干掉一瓶红酒，而现在他却边洒红酒边露出一副“这可真作啊”的表情。
郑钧并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完了，你不摇滚了”之类的评价，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对自己一点儿都不怀疑，完全处在一个特别安宁自在的状态中。他很喜欢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鸟人》，对于其中关于“中年危机”的描写，他说：“在我二十七八岁时有过这种状态，就是感觉什么都特别没劲，有一种人生即将完蛋的感觉。”但那时的郑钧在外人看来正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最火的几年。“那时的我充满能量，但完全是一个无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就像坐在一个无人驾驶的车里，开哪儿算哪儿，完全没有方向，很焦虑，处于一种濒临崩溃和绝望的状态。”那几年，他每晚喝大酒喝到天亮，被一种不断重复的悲观情绪拉扯着。“这种惯性挺可悲的，你感受不到人生美好的一面，所以你要停下来，让心里面那块像坚冰一样的东西融化。”
2006 年，郑钧开始练习瑜伽和打坐，并且多次去西藏转山旅行。“我开始发现人的内心和身体是一个联动装置，当你的心很安静很舒服的时候，身体也会很安定。所以原来我是被生活掌控，而现在这辆车我能驾驶了，想去哪去哪，这是最大的变化。”
在郑钧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摇滚类和与修行有关的歌各占一半，这两者组成了他内心世界的AB 面。“摇滚乐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以前失眠的时候，郑钧会听特别重的死亡金属乐，他觉得在那种持续的轰鸣背后有种安静的东西，可以催眠。“如果你在摇滚乐中发现一种安静和真诚的东西的时候，那它就是禅。”郑钧在这两种看似分裂的事物中感受到了某种意外的统一，“就像我喜欢所有好听的音乐，不管是重金属、死亡金属，还是安静的有禅意的，这些好听的东西都特别微妙，它背后有一种力量能打动你。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
同样，他也不再那么较真儿一件事情的商业性或娱乐性，他最看重这件事情能不能打动自己，然后再用它去打动别人。“首先得有人喜欢，你才能传达你想传达的东西。”2013 年郑钧在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中担任评委，他想看看新生代歌手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我特想从中听到好歌，但真没怎么听到，反倒去扮演一个把人扼杀在摇篮里的刽子手的角色。我不太愿意这样做，但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没办法，就让我自暴自弃，随波逐流吧。”
今年，郑钧带着儿子Jagger 参加了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去年也有类似节目找过我，但是那种做游戏的东西，我还是稍微有点儿承受不了，我不是一个能娱乐人的人。这个《爸爸回来了》的好处呢，基本上就是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每天陪着孩子，可以有父子之间单独相处的时间，也是呈现我教育方法的机会。”现在郑钧会选择性地参加一些受邀的节目，但前提是“不用表演”。
“郑钧老师您笑一下”，摄影师说。郑钧一边配合着一边小声嘀咕着：“笑，笑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他依着摄影师的要求摆弄了一下手中的道具，有点无奈地说：“我不是一个好的演员，我一演就想抽我自己大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