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在798旁边的一个影棚里，我见到了罗大佑。拍摄结束，他换上了自己的衣服，一条素朴的条绒裤子，一件格纹衬衫，和当年MV里一身黑衣的披肩长发判若两人。
“叛逆”一直是公众对罗大佑的第一印象。但这并不是罗大佑的全部，他也曾因为他人的误会，选择离去，在外漂泊数年。
但随着家庭的确立，罗大佑选择和过去和解，无论是经典作品的误读、刻板的标签抑或是风格转变的不被接受，他都坦然面对。
新专辑《家III》在今年发布，乐评人评价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比起过往的“叛逆”“痛苦”，当下的罗大佑用最朴实的作品向公众证明了或许陷入思维定势的人是我们。
鹿港不是我的家
粗略地算了一下，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台湾音乐人中，罗大佑的年纪可能是最大的。他生于1954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战后婴儿潮一代。“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一直充满了不确定，在此之前，台湾受日本影响非常大，在此之后，又受到美国的影响，同时又有大陆的影响。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未来在我们那一代人看来，并不明朗。一直到了1980年代，我们生活的环境才初步具备了一些确定性。”
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在1980年代，罗大佑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出道。在1970年代的学生时期，罗大佑就已经开始参与音乐创作，他经历过台湾校园民歌时代，并且开始在幕后闪现，在刘文正和张艾嘉的专辑里，都能看到他的创作，有些后来熟知的歌，也都是写于那个年代，只不过是先于自己写给别人，比如《闪亮的日子》《童年》。同时他也为林怀民当年的云门舞集创作过一些舞台音乐。
1982年，罗大佑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用后来许多乐评人的话说，他制造了一股黑色旋风，黑衣黑发黑墨镜，许多人顺着这个思路解读，一身黑的罗大佑似乎也在“黑”着什么东西，似乎黑色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叛逆的形象。
《之乎者也》的专辑同名曲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是否如此也”。人们推测罗大佑是在讽刺1970年代中后期台湾校园民谣的温香软玉。事实上，在这张专辑里，罗大佑自己就唱了不止一首民谣。当时的民谣歌词很多都是从诗歌而来，《错误》源自郑愁予的诗，罗大佑在1970年代就已写好，直到1982年才拿出来发表；《乡愁四韵》源自余光中的诗，胡德夫杨弦一代的民谣歌手，将其奉为大神级别的诗人。
几十年过去了，重新再看这张唱片，我们已经可以给它一个不带臆想色彩的客观评价：这是一张在歌词上充满象征色彩的人文主义唱片。
大陆公众对罗大佑的熟知，始于1990年代初，那时候人们听到的罗大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录像厅，一个是通过盗版磁带。
1990年代的大陆录像厅里，电影《再见阿郎》风靡一时，它的插曲《恋曲1990》也因此广为流传。另一方面，1990年之前，大陆还没有版权相关的法律，自然也就没有太多正版盗版的意识。当时中唱之类的音像单位会自制一些港台明星的精选集，罗大佑的音乐，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播到大陆的。其中，除了录像厅里流行的那两首，还包括《童年》《恋曲1980》《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等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中那些传唱不衰的歌曲。
《鹿港小镇》是第一首让人们“误会”罗大佑的歌，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同时他又唱了鹿港的街道、渔村、清晨、黄昏，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罗大佑的家乡不是台北，而是鹿港。
但《鹿港小镇》并不是罗大佑的亲身经历，而是描写他遇见过的一个修车工人。罗大佑的家乡不是鹿港，他出生在台北，家乡是苗栗，中学在高雄，大学在台中。“我出生在西门町的中华商场的开封街2段32号”，时至今日，罗大佑依然记得自己60多年前出生所在地的门牌号。
罗大佑
江郎并没有才尽
罗大佑出生于医生世家，家族里有十几位亲戚从事医学行业。1979年，在医学院毕业的前一年，罗大佑从家里借了一笔钱在台北录制了唱片《之乎者也》。专辑一经发布，立即在台湾引起轰动。
他坦言，作品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作为非专业歌手更为自由的想法。“我没有专业歌手、专业作曲家要去面对的环境上很实质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比较旁观者甚至是一个比较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角度来写这个东西。当时比较没有顾忌，而且毕竟也算是知识分子吧，我们讲的还是知识分子应该讲的话，尤其我学的又是医，更应该讲一些比较真实的话。”
但在知识分子、歌手、音乐人、诗人等诸多身份中，他还是最为喜欢“音乐人”这一身份。尽管他曾经一度想到放弃。
1984年，罗大佑出版了第三张专辑《家I 》，这张专辑也让罗大佑背上了江郎才尽的负评。原因是之前一张《未来的主人翁》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但是到了《家I 》，这位曾经的叛逆青年却开始温香软玉，开始描写家的温暖。
时至今日，罗大佑提及此，依然觉得这是旁人对他最大的误会，“1980年代的时候，我写了《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之类的歌曲，大家好像觉得我是这类社会题材歌曲的创作专家。其实我情歌也写得蛮多的，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提的反而比较少。”
虽然我们今天客观地审视他当年的创作时能够发现，无论是叛逆时期，还是到了家的温暖期，罗大佑的创作一直保持在同样的水准之上，完全谈不上江郎才尽。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尽的不是才华，只是你在其他人心中的样子。
面对非议，罗大佑选择了离开。1985年，在参与完传唱海峡两岸同时也对大陆流行音乐有着启示作用的那首《明天会更好》之后，罗大佑离开了台湾，去了纽约。“毕竟我（当时）还是80年代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出了唱片不幸红了。碰到一些事情，对一个医学院学生来讲，不是那么会处理。大家对《亚细亚的孤儿》有想要的那种认知和理解，就觉得……我说好像不是这样子，造成了很多误会，后来觉得很难待了，这个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世界。去了美国之后，我住在东村，跟一些东村的艺术家住在一起，心里就好过一点，好像搞创作也没有那么复杂。”
罗大佑原本打算在美国备考美国医师执照，但考过了一半，他发现还是做音乐比较是自己想要的一种人生。正好此时香港有一个创作比赛邀请他作为特别来宾，他也由此在1987年从美国去了香港。
在那段时间，音乐对罗大佑来讲一方面是表达，另一方面更像是工作。他参与了许多电影的配乐工作，其中包括《城市特警》《阿郎的故事》《滚滚红尘》等。而《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更是被后来许多乐评人评价为华语流行音乐最美的一首歌曲，且没有之一。
此外，他还在香港和朋友们共同创建了“音乐工厂”这个厂牌。当时他以音乐工厂的名义，出版过三张概念唱片，里面的歌曲并不都是由罗大佑自己演唱，而是签下了当时香港的新晋一波的歌手。
那个时候，香港流行音乐已经走过了1980年代的辉煌时期，开始进入到偶像当道的阶段。当时香港著名的音乐行销推手张耀荣借用佛教当中的概念，提出了香港歌坛“四大天王”的说法，加持了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即使同时期的李克勤的唱功是公认的优秀，无奈光芒只能被笼罩在天王之下。
罗大佑看到这个状况，召集了许多那个时期唱歌优秀、但是在名气上却被忽略的声音，为他们制作歌曲。著名的《东方之珠》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
罗大佑也把那些在香港制作的旋律带回了台湾，粤语歌曲《皇后大道东》就有相对应的台语版本，名叫《大家免着惊》。同样的旋律，只不过换成了闽南话的歌词。
“音乐人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变成我不适的那个角色，可能在转变过渡的时间我想过放弃，可是我没有真正放弃音乐这个角色。创作是我一直蛮投入去做的一件事情。歌曲真的是跟随我一辈子的轨迹，它从来没有脱节于我走过的每个阶段。”罗大佑思索了下，回答了问题，坚定而又诚恳。
罗大佑
不再离家的年轻人
2000年之后，罗大佑放慢了自己的创作速度。
用他自己的话说，“流行歌曲或者摇滚乐，都是一些很年轻的音乐，大概40多岁以后，频率就会越来越慢，因为我写过的题材也蛮多的。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男女之间感情的题材，这个题材到了40岁、50岁、60岁的时候，不可能像20多岁的时候那么丰富、那么激情、那么频繁。”
除了歌曲创作的题材之外，罗大佑曾经戴着的那顶摇滚的帽子，也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慢慢消失了。“差不多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电子乐器的出现，Hip-Hop变成主流了。个人化的音乐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用一台电脑，甚至说你用一个i Pad，就像广告里说的，你不需要会乐器，同样也可以做自己的音乐。这时候已经没有了传统音乐人的那种概念，不仅仅是音乐，其他行业也是类似的，每个人都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做杂志，所以整个社会就变得很复杂，对于音乐来讲，也开始变得多元化，摇滚乐就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使得我们在选择歌曲的写法时，要比从前更小心，要把自己的位置站稳、站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表达欲也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强烈了。年轻的时候，罗大佑曾经写过许多的主题，但今天的他已经不想再去重复这些东西。在他看来，人们在不同阶段对很多事物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常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恋曲》写过好几次。“《恋曲1980》和《恋曲2000》都是我的个人经历，但是《恋曲1990》我没有把它写作一个个人经历，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歌。”
这也就变相解释了《恋曲2010》的缺失。原以为罗大佑会每隔10年写一首《恋曲》，但是在新专辑《家III 》当中，人们却并没有看到这首歌。“20世纪下半叶对于我们这些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的人，是共同的经验，可是来到21世纪，大家对它都是陌生的，所以2010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认识它，很难预测。”这和罗大佑在1990年代时写2000年不一样。那时，他还能感觉到，新世纪像是一个新世界，像是一个数位世界的来临，这些东西会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如今，他已经非常肯定地相信，2100这个百年对很多人来说都将是陌生的。“2001年给全世界的一个见面礼是9·11，然后是‘非典’，然后是一堆天灾人祸，恐怖分子、宗教冲突，世界越拉越大，我们越来越不认识它。包括即将来临的2020年，我也很难再写出来。”
《家》的主题，罗大佑现如今也写了三次，对他来说，家的概念一直在改变。在他看来，《家I》是父母给他的那个家。所以这首歌的叙述视角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人。人们从自己开始懂事，认识周围的人，认识环境。然后有一天，你长大了，看到一个女孩子，想交个女朋友，有了想结婚的冲动，想要成立一个家。他的《家II》讲的就是自己想成家的冲动。而如今的《家III》，则更像是一个稳定的家。“我和我太太因为有了下一代，才觉得结婚是一件很好的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能和下一代相处。然后我又回到了台北，那里很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去居住，所以《家III 》是一个稳定的家庭，达到平衡状态的家庭。以前觉得不想要小朋友，现在觉得有一个小朋友，才能使家庭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使命。”
这可能也是罗大佑出专辑越来越慢的原因——他把人生的重点转移了，从音乐，转移到了家庭，所以他的这张专辑叫作《家III 》，这次的家，写的是自己组建的三口之家。
罗大佑自言孩子的出生、父亲的身份让他的状态有了巨大的转变。因为成长背景带来的极深的不安全感也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随意、自在而快乐。他也在采访中多次强调，如果没有成为父亲，作为男人就有不完整的感觉。尽管之前他曾一度表示，“自己不会再婚，可能注定是‘断子绝孙命’，孤独终老。”
他将一切归于命运的选择，认为人的命运是个性造成的。“比如说你喜欢音乐，就会跟随着特别不容易‘抓到’的音符，你需要去流浪，去全世界到处跑，到处去享受音乐，要怎么把它抓住。所以是你自己先天的DNA基因造成想去做音乐这种企图，又造成你自己生活的形态，这个形态又造成了我不想结婚、不相信婚姻会把人套死固定的模式。直到某一天，等你漂流够了，你生命累积也够经验了，你觉得好像应该定下来，小朋友就出生了，然后你就慢慢定下来。我相信这种由性格跟由世界的转变造成的命运，因为你会跟特殊的人在一起，你会跟他们聊天，你会跟这些人一起做一些事情。”
2017年，罗大佑举办了以“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为主题的巡回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是罗大佑代表作《鹿港小镇》的一句经典歌词。在罗大佑的理解里，年轻人应该多往世界各地走走，因为这个世界大到何种地步，人们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提供的生活的材料和养分会多到自己都难以想象。“人能够写出什么东西，人能够创出什么东西，你能够走什么样的路，是没有界限的，那个不知道的空间可能比你得到的东西更大。”
如今的罗大佑，摆脱了叛逆、愤怒的标签，不再是那个黑衣、黑色墨镜、爆炸头的愤怒青年，而是一位温暖、平和的父亲，他唱着看似不痛不痒、却句句发自肺腑的音乐，真诚、坦然地向所有人吟唱着“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回到家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