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EEP 深度世界
文 | 张波
2009年8月，吴泓在他46岁的美好年华仙去。
2019年3月，刘江在62岁抱上孙子的年纪离开。
十年，我的两位搭档就这样走了。
一切都不是过去能想到的状况！
刘江去世那天，很多人都在网上写文章，回忆他们与吴泓，刘江的渊源，也谈到《时尚》杂志的创业故事。很可惜，或因为距离，或因为角度，他们对于《时尚》的描述大多都是盲人摸象的一知半解，有的甚至是谬误。
为了避免掺和很多人的网络狂欢，我那几天没有在朋友圈写任何的东西。
等那些网络消费狂潮过去，一切开始归于平静的时候，为了对刘江的郑重告别，我觉得应该写点东西。
这个时代变革极快，热点瞬间即逝。同时，很多历史事实在短时间内就会头头是道地走向面目全非。
做为当事人和亲历者，我秉承着大学新闻专业所受专业教育的严谨态度，来正本清源，还原我们当年创建《时尚》的过程。
我们 · 初相识
时光倒回到27年前。
我198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国家旅游局的机关报《中国旅游报》社工作。我一直在报社最重要，最繁忙的业务部门--新闻部当记者和编辑。报社各个部门有很多年轻人，充满活力。我的顶头上司是报社当时主抓新闻采编业务的副总编辑张永义，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老报人，写得一手的好评论。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得过几次旅游好新闻奖，一些文章被香港报纸转载，连续几年的先进工作者，算是报社的业务骨干吧。
吴泓和刘江当时在比较闲散的副刊部，成天把玩的是散文和诗歌。
在张永义副总编辑的眼中，有他最偏爱的所谓“四小天鹅”：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李志庄、南京大学中文专业的吴泓、四川大学新闻专业的冯大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的我算最小的一个。“四小天鹅”都是张总当时手下的爱将，巧的是李志庄、吴泓和我都是16岁考上大学的“小娃娃”。
刘江是门头沟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当过老师，因为喜爱诗歌创作，最后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到报社的副刊部当了编辑，实现了自己的文艺梦想。他比吴泓大7岁，比我大12岁。刘江当时已经是很成熟的年纪，不在我们这些愣头小伙的活动圈子里。
有一段时间，吴泓被张总调到了我所在的新闻部，于是我们有了大量时间的接触。后来，吴泓和刘江在副刊的基础上，办起了报社的《月末版》。艾民，一位干练的退伍军人，这时候被吴泓请到了报社，兼职负责《月末版》的画版工作，退伍生活过的悠哉乐哉。
时尚 · 四人纵横
大约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整个中国一下子进入了解放思想的改革大浪潮中。大约是春天的某一个下午，我和吴泓两人在办公室聊天。吴泓说起正在琢磨如何把月末版升级。我就说了一个点子，从我的新闻专业角度出发，我提出是否可以办一份比《月末版》更有意思的正规大报？当时一般的报纸都是四版而已，我觉得我们是否有机会学习香港报纸的风格，办一份八版的正规大报呢？
吴泓很聪明，他眼睛一亮，说：“我最近正在规划月末版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完全可以在月末版的基础上，扩大成一份日报，没准儿比旅游报的影响还大！”
我说那是肯定的。
几天后，吴泓约我和刘江一起正式开始谋划办大报的事宜。
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策划，还做了大致的8个版的内容安排。吴泓托人开始给有关部门递交了计划书。报社很多同事也知道了这事，觉得我们有点不务正业。当时新闻部的一位领导还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张，别不安心岗位工作呀！你可是我们部门的主力呀。”
就在我们摩拳擦掌的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有一天，我外地采访回来，就被吴泓叫去碰头。他告诉刘江和我：“坏消息！得到正式的答复了。我们独立办报的计划泡汤了，领导说了，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很沮丧。一是因为美好的梦想还没启动就夭折了。二是因为办报的事儿已经在报社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三个人也有点下不来台了。
看着我们阴沉的脸，吴泓突然说了一句：“人家说了，报纸不让办，但是可以申请办一本杂志。”
这不就是意味一线生机的救命稻草吗！于是乎，我们改变计划，开始着手申办杂志。
首先就是杂志的名字。我们三个都想了很多刊名，那天在吴泓家里碰头开会。我们把自己准备好的名字都说了出来。我记得我提的刊名里面有“新时代”、“时代之窗”等，刘江提的是“紫丁香”之类，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吴泓说：“前两天，我和王未（吴泓太太）聊天受到启发，她提到有一个名字不错，叫时尚。”
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得到我和刘江的赞同。我觉得一是好听，二是有品味，三是远离政治敏感。同时，它还意味着巨大的想象空间。于是，时尚杂志的名称就这样在一个北京春天的晚上被定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麻烦。张总坚决不同意我去办杂志。他认为我是应在报社新闻部大展宏图，可以做一个很优秀的记者，未来前途无量。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办杂志只是一个小部门，去一个吴泓就足够了。你们“四小天鹅”不能一下子去两个！报社损失太大。”我软磨硬泡也没有用。
后来，我想出一招，拿着日本筑波大学的资料去见张总。我告诉他，如果不放我去办杂志，我就准备出国留学去了。张总后来不得不批准了我的想法。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年轻气盛的我，根本没有考虑老领导的感受。他是在好好培养我这个业务苗子的，他觉得我可以在新闻专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我却完全辜负了他的期望。好在，我只是去了一个新部门，还没有离开报社。多年后，“四小天鹅”之一的李志庄成长起来，成为了报社总编辑。这算是让张总感到一丝欣慰吧。
办杂志需要经费，我们都是没有多少积蓄的年龄。好在报社李先辉社长最终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意吴泓、刘江和我三个人从报社借款20万元，说好了，如果亏本，就得我们三个人自己来偿还。李先辉社长还同意成立一个新的部门，我们三个就是这个部门的全部人员编制（艾民因为是军队退休人员，不在报社的管理范围内）。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去李先辉社长家汇报创办杂志工作的时候，看到李社长家里有一张照片，里面有李社长他们当年和周恩来总理合影的照片，很是羡慕。李先辉社长当时是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调到报社来担任社长不久的，思想开放，支持改革。
1993年8月，中国旅游报社的四位领导来西裱褙胡同小院了解《时尚》杂志创办情况。
1993年9月30日，新鲜出炉的《时尚》杂志参加展览会，四位元老的第一张工作合影。
那时我们一无所有，但对未来充满激情。
直到多年以后，时尚杂志社已经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真正在报社编制内的人员，属于国家旅游局干部序列的始终只有我们三个，其他员工都是采用社会聘任制来解决。所谓时尚杂志社创始人“三驾马车”的说法就是源自于此。
因为当时报社也是寄居在国际饭店后国家旅游局的办公楼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我们只好另寻办公场所。后来吴泓找到一家四合院，就在北京日报社附近西裱褙胡同。两间朝北的屋子做了编辑部，吴泓和刘江就在这里。朝南的两间屋子，靠大门的那间给我做办公室。另外一间大厅是杂志社的客厅，餐厅兼办公室。还有一间小屋是作为发行仓库。
小院里吴泓的办公室，终日不见阳光，也是我们仨中午下棋的战场。
小院里阳光最好的房间就是我的办公室，也是广告部的大本营。
旁边小桌上还有杂志社唯一的一台电脑，时尚的很多文件就是在这里打出来的。
在小院里，我们四个人分工也明确下来。吴泓是主编，总揽全局。刘江是副主编，和吴泓一起主管编辑部。我则是主编助理兼公关广告总监，负责杂志社的经营，也就是广告这块。艾民则负责印刷和发行，还兼管后勤。时尚杂志创业“四大元老”的概念也是从这里诞生的。
时尚杂志社的第一批员工有谁呢？
首先定下来的是孙占涛，我们必须要有的美术编辑。占涛的哥哥占全就是我们报社的同事，有这层关系，占涛很快就到位了。财务也不可或缺，张稚玉就成为了我们的会计。记得老艾还兼任了一段时间的行政和出纳。民以食为天，老艾找来一位李阿姨为大家做饭，每天中午大家就在客厅里共进午餐，简朴热闹如公社食堂。
编辑部第一批员工就是高晓红和殷智贤。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她们两位是分别来到小院应聘的。高晓红是我面试的，殷智贤是刘江面试的。我当时穿的是一件带花的丝绸衬衫，在我的办公室和高晓红谈话。后来晓红告诉我，她面试后回家对她父母说今天可能遇到江湖骗子了。她觉得小院子有点破，不像个大单位，而且杂志社领导都应该是老持沉重，态度严谨的老编辑才对。结果遇到的是一个花花公子在侃侃而谈，在一个僻静的小院里“心怀鬼胎”地编造有关一本还没有出版过的杂志的美好前景。直到后来面相忠厚儒雅的吴泓约她的第二次面试结束后才放下心来。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小吉，当时也在编辑部，是吴泓的校友，南京大学硕士毕业过来投奔时尚。但是这个小伙子没有做啥贡献就私自脱岗跑了，曾让吴泓郁闷了好一段时间。
时尚杂志广告部的第一批员工是杨云和兰华。发行部第一个员工是金义鸣。时尚杂志社第一次联欢，就是我安排在一家三元桥附近的餐馆里举行的。时尚的第一张全家福就是在这里留下的。遗憾的是，我负责摄影，所以照片里唯独少了我。
这是1993年10月国庆，时尚杂志社第一次聚餐会。报社领导张永义和我们的合影。
1993年10月，时尚杂志社第一张全家福（我是摄影师），举着女儿的孙占涛只露出半张脸。
时尚的第一批员工中高晓红和殷智贤是最出色的。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员工里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如苏芒、徐巍、黄辉等。当然了，此后时尚杂志社更是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他们至今都活跃在时尚圈。
时尚杂志社创办几十年，很多员工来到时尚，洒下辛勤汗水后陆续离开。有的出了名，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在此，我们还是要感谢那些曾经在时尚奋斗过的员工们！
第一本时尚杂志创刊号出炉记
至今我也很怀念我西裱褙胡同小院里的那间屋子，空间不大，但是每天都是阳光满屋。时尚杂志社最贵重的一台设备，就是我用的电脑。吴泓的同学，记得姓赵，从中关村帮我们攒了一台386，用的是金山系统。
时尚杂志的广告是从零做起的，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商业期刊的开始。那个年代社会还很单纯，广告销售行业很冷清，从业人员也很少。一般那也就是电视台和报纸做广告，很多人一听是杂志，就拒绝了。当时的国内杂志几乎都是1元钱以下的售价，印刷也很粗糙，大多是黑白印刷，根本入不了广告客户的法眼！
我当时是骑一辆自行车到处跑，到处写字楼里去找广告公司。智威汤逊、电通等等，都是我找上门去的。我当时就是搞到一本黄页电话本，在里面查找客户，一个一个的打电话。
时尚杂志第一个客户就是瑞士雷达表。记得我找上门去，是在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在一间办公室里，雷达表办事处刚刚搬进来，家具都没有摆好。我就是坐在地毯上和当时的雷达表北京代表，上海姑娘邵瑜聊起了我们的计划。一切都要凭空来谈，因为第一期杂志都还没有出版。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邵瑜说：“我相信你们，中国应该有一本高端杂志！”
时尚杂志的第一份刊例，也许也是中国当代商业期刊的第一份刊例，就是我在和客户的谈判中产生和完善的。1993年，那个时代中国和海外的交流还很少，也没有网络可以依赖。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当时国外大刊的刊例，无从参考。
我最早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文字介绍，打印出来去见客户。和几个客户谈完后，我回办公室赶紧完善，补充了杂志的读者群的描述，年龄呀，收入呀，职业呀等等。邵瑜问我发行的情况，她要报给瑞士总部。于是我回到小院，和老艾一起碰头，了解大致的情况后，我用电脑专门作了一份杂志的发行量城市分布表。我在发展大厦约到了电通的日本代表八木信人先生，我学过半年的第二外语是日语，因为很少使用，准备硬着头皮去谈。见到八木先生后，没料到他竟然是一位中国通，汉语很棒。后来才知道，当年中国最流行的一句广告词就是他写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电通之行，使我知道了广告价格还应该有波动。于是我回到小院，琢磨一晚上，第二天就炮制出来一份广告折扣价目表。如此等等，几个月下来，时尚杂志就有了一份好几页的完善的一套广告刊例。直到今天，2019年的期刊行业使用的广告刊例，设计印刷得更精美了，甚至已经完全转化为电子版，但内容基本上还是我们在1993年塑造的框架。我们的广告经营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在国内期刊行业当时是遥遥领先。
因为目标定准了白领阶层，我们的广告客户自然都指向那些一流的品牌。于是，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去王府饭店，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专卖店的店长和老板。王府饭店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高端品牌据点。Zegna, Dunhill, Cerruti1881, Versace,LV, HUGO BOSS等等国际大牌都在这里开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家专卖店，有的甚至是中国的第一家专卖店！好在我在报社的时候，就曾经负责全国的星级饭店的报道，和很多高档酒店的公关部门很熟悉。工作起来，也是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当时每天都骑自行车，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都是先把西装和领带折叠好，到了酒店后，先找到洗手间，换好衣服洗把脸，再以饱满的热情出现在客户面前。当时的小院里，只有我有一个简易的塑料布罩住的衣柜，专门存放见客户时要用的的服装。算起来，我在柏树胡同小院里就穿破了两套西装。
时尚创业的最艰难阶段，就是收入还没有起来，费用还要投入的时候。我们三人曾经有6个月没有发一分钱的工资。最艰难的时候，甚至需要动用家里的积蓄帮杂志社渡过难关。但是，杂志社的员工和费用都是得到了保证的。记得吴泓和刘江那段时间总问我，广告情况到底如何？我回答他们是前景看好，只要杂志水准不出大的问题就行。
关于杂志创刊的定价，我提议的10元。有一天，吴泓外出回来，把我和刘江叫到他的屋子说，有几个朋友听说后反对定价10元，认为风险太大，肯定卖不出去！吴泓也有点着急，说要不然改成5元。刘江建议说要不8元试试。我坚决反对降价，因为我已经和很多客户谈了我们的杂志是如何的出类拔萃，如何高档，绝对不能食言！我对吴泓说，如果降价到5元，广告肯定要出大问题。吴泓后来专门找老艾又谈了一次。最后，我们再碰头，老艾也支持10元，成本高一些，印刷品质肯定好。降价就要减成本，印刷品质无法保证。刘江也说干脆就10元吧，卖不出去再调整无妨。于是，杂志的创刊价格就最终定在了10元。
创业的岁月里，除了白天在小院里上班外，每周都有几个晚上，会在吴泓家里开会研究工作。我和吴泓都住在方庄的报社宿舍，我在一楼，到三楼的吴泓家很方便。刘江住在常青园，要骑车差不多20分钟过来。通常是吃过晚饭后不久吴泓就招呼开会，一般都会开到晚上12点过才散会。那时候想的就是一定要把这本杂志办成功。没想到，我们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站稳了脚跟，后来杂志越办越多。
1998年8月，我们四位搭档在年会上的合影。
1999年8月的时尚管理团队大团圆：左起刘江、艾民、吴泓、张波、高晓红、殷智贤、逄伟、孙占涛。
后来，COSMO第一任主编，文采飞扬的高晓红英年早逝，曾让我们四个人心疼不已。
当时在小院里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天中午，我们三人都会下军棋。两人对弈，一人做裁判。大家是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总的来说，吴泓应该算是战绩最好。我和刘江差不多。吴泓考虑棋局比较全面，属于温和派。我和刘江属于冒险派。记得有几天刘江接连战胜我和吴泓。因为他排阵的是“自杀式冲锋”，两颗炸弹开头，司令带军长紧随冲锋。我和吴泓还是传统的布局，一般是一个师长打头，一颗炸弹在后的两排同时防守模式。多次失败后，我们调整布局，才慢慢稳住阵脚。悔棋是绝对不允许的，裁判都很公正。其实，下军棋，越是规范，越有味道。下军棋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搬家到中粮广场以后。直到我在2000年辞职离开。吴泓后来对我说过：“你一走，我和刘江再也没法下棋了！”
周末难得的休闲时光，我们也经常用来研究工作。
吴泓和刘江都是乒乓球高手，在报社的时候，楼上有球台，大家经常打几局。我根本不是他们俩的对手。吴泓的弧圈球很厉害，刘江的技术功底扎实。报社还有浓厚的围棋文化，我和吴泓偶尔也下围棋，我的围棋要稍好一点。
每年夏季末，小院里的枣树就丰收了，记得每次刘江都会上树打枣，他攀爬的身手还挺敏捷的。我们一帮人在下面满地捡枣子，个头不算大，但是味道还可以。北京的四合院和很特别，无论外面胡同如何吵闹，你把门一关，院子里就立刻安静下来，成了一块封闭的小天地。
时尚杂志双封面倒翻，是吴泓的点子。我们讨论如何才能既吸引女性读者，又能通吃男性读者呢。吴泓、刘江和我，加上老艾和占涛一起碰头，老艾负责和印刷厂沟通，占涛负责做相关的版面设计。这在国内期刊界是一个首创。当然，后来我们发展到了新阶段，就分别出版了《时尚伊人》和《时尚先生》，双封面倒翻形式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1993年8月，创刊号终于出炉。男性封面是我们的第一个广告客户瑞士雷达表提供的模特照片，睿智而有品位。女性封面则是我从巴金斯基公司的北京代表王尧那里要来的MARCCAIN的图片。我们请《经济日报》记者徐涵为我的客户写了一篇有关杰尼亚男装的文章，标题是我起的《杰尼亚，世界男装的“珠峰”》。第一期编辑专题是刘江负责的宠物狗大片《多一份爱心你给谁》。名人采访是毛阿敏，还有几篇成功女性的采访以及婚前财产公证的文章。吴泓还专门做了一篇《出国其实很容易》。第一期时尚先生专栏推出的是一个很年轻的男模特叫胡兵，这是亚视模特公司的李杨推荐给我的。
创刊号出版后，大家捧在手里是爱不释手。这可是中国当时最贵的杂志呀！我也是安排广告部的同事们赶紧给客户送样刊。吴泓建议说，我们大家一起参与发行，到第一线去体验一下。我推荐了京城大厦，因为那里外企办事处多，是白领集中的地方。根据分工，吴泓和艾民一路去体验街头报摊，刘江和我则一起骑自行车带着杂志去了京城大厦。我们各自分配了楼层，分头行动。
我是严格地按计划一层又一层的跑，一家又一家的敲门。见到人就开始介绍这本杂志如何值得买。其中在一家法国公司的办事处，我给一个女孩子先后劝说了30分钟，她也没有决定买。后来我只好说：“这本杂志真的就是办给你们看的，你可能考虑价格不便宜，怕不值。这样吧，我干脆送给你得了！”见此情景，那位女孩子才吐口说：“别别，那还是我买吧。”
中午12点过，我和刘江在大厦门口碰头，一交流，我说一上午卖了3本。刘江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说“我可比你多卖出去好几本！”原来，这小子跑了几层楼发现效果不好后，他就直接跟着吃饭的白领们去了食堂。在食堂门口叫卖，还真的一下子就卖出去5本！
时尚创刊号上，刘江策划了一个名犬的专题。编辑部要拍大片，就在国际饭店。几条名贵的小犬都被带到了现场。刘江紧紧地抱起一条狗给我说：“张波，你小子懂狗吗？你知道它值10万吗？”我回答说：“你可千万得保护好这些狗，一条出问题，我们一期的广告就白拉了！”吴泓在旁边说：“要是这几条狗都出问题，咱们就破产了。”
创刊号出来后，我们迈出了坚实的第一脚。这本杂志放在现在来看也许很一般。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已经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新新人类”了！这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记录和见证。
1993年8月的时尚杂志创刊号的第一本（印前最后的修改样本）一直保留在我的办公室。这是男性封面。
这是创刊号的女性封面。时尚杂志也许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为白领阶层而生的期刊。
记得有一期杂志出版后，吴泓被人叫走了。回来通报说：“坏了，有关部门的某领导说我们格调低下，要停刊整顿！”我和刘江问为啥呢？结果都是因为几件芝麻小事。其中一个是因为编辑部用了一张图片配文。这张图片是在深圳的一个公园的长椅上，一对年轻恋人勾肩搭背的合影！后来，国家旅游局的主管领导爱护我们，说这没有啥原则问题呀。于是停刊整顿的事情不了了之。
创业期间，我一直负责时尚杂志的广告，当时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客户都是我直接负责的。刘江的学习能力超强，我给他讲解过广告刊例后，他就谈下了赛特大厦的合作。初步显露了他做广告经营的潜力。直到1997年，我们工作调整，我作为副总编辑开始去抓新杂志的出版，刘江作为副总编辑却正式接替我负责广告部。他带领苏芒、张晓东等一帮干将，把时尚的广告经营继续推动发展。特别是后来的“芭莎之夜”，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刘江作为一个多面手，他的学习能力一直是我很佩服的！吴泓的文人气很浓，不愿意涉足广告。但是他也谈下了一个大客户，就是招商旅游。
在时尚创业的日子里，我们几个朝昔相处，经常为工作发生争论。现在想来，我那个时候有时候得理不饶人。好在他们都知道我是一心为了工作。
时尚杂志创刊成功后，我们的发展很顺利。借的20万债务也全部还清。杂志社后来还更加壮大，又被划拨过来两本报刊，成为了国家旅游局的直属单位，和我们的原单位旅游报社平起平坐了。时尚杂志的创业成功，既有《中国旅游报社》领导李先辉、张永义、李克夫等领导们的宽容和支持，也离不开国家旅游局领导的关注和信任，特别是当时的何光玮副局长和佟华龄主任。
考虑到当时国内高端期刊市场的竞争趋于激烈，我们决定适当引入版权。最早是和法国的《美丽佳人》谈判合作，因为法国方面的原因，停滞不前。后来，我们遇到了IDG的熊晓鸽和周全，还有张宇他们三个。于是我们6个人开始经常开会，研究项目。IDG牵线搭桥，把美国著名的出版集团赫斯特公司的COSMOPOLITAN率先引进来了。高晓红和殷智贤已经成长起来，先后担任了《COSMO时尚伊人》和《时尚先生》的主编。此后，一系列的美国名刊都这样开始了与时尚的合作。
时尚创业，有很多老朋友的参与。韩宝成是吴泓的好友，后来到杂志社主抓网络。林薇是人民日报记者，吴泓让她参与杂志和图书选题的策划。旅游出版社的徐洁民被吴泓请来做图书的出版策划。逄伟和单之蔷这两位大才子后来加入时尚成为了我的助手，一个负责旅游专刊，一个负责汽车专刊。逄伟是旅游策划专家，单之蔷则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总编辑。
1999年的时候，吴泓已经是时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刘江和我是副总编辑。我在2000年辞职离开国家旅游局，完全是因为时尚杂志社已经发展很成熟，很稳定。当时时尚杂志社已经走上了国际版权合作的道路。我是个爱折腾的文青，还想再创立几个中国的期刊原创品牌。因为彼此太了解，我认为有吴泓、刘江和艾民三人在，我出去对时尚杂志社几乎没有啥负面影响。
时尚就是我们的孩子一样，一点点抚养长大。我作为创始人之一，对时尚的感情母庸质疑。
创刊几年以后有一位旅游报的老同事总结道，吴泓、刘江、张波三个人，名字里居然都带有水！这也许不是巧合，而是命运安排我们从旅游报出来一起创业的缘分吧！
1996年8月的时尚杂志年会合影。
作为时尚创业的元老级人物，艾民在杂志社地位很高。时尚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员工们都尊称他为艾老。他属于退伍军人的典型，说话很冲，很直！当年是吴泓把他邀请到了报社的月末版，算是有知遇之恩。所以，一起创业的日子里，他对吴泓的感情有目共睹，到了很深的地步。刘江和我作为吴泓的同事和搭档，有时候还会因为工作决定和吴泓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是，老艾绝对不会。吴泓的意见，老艾是绝对的一贯的支持。这也是基于他对吴泓的了解和信任。老艾对刘江和我就没有这样的客气了，他经常因为工作意见不一致和刘江顶撞。有时候还找吴泓和我来说理。老艾对我呢，鼓励要比批评稍多一些，估计还是因为我毕竟太年轻。但是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争论的都是时尚的工作，吵完后又亲如一家。
吴泓去世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回忆的文章。这次刘江去世，又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很多共同的经历。
我是时尚最早学会开车的，1993年就拿了驾驶本。随后吴泓和刘江也都上了驾校。记得吴泓拿到驾照后，说要练车。在方庄的街头，我先开吴泓借来的车，兜了一圈。他们两都激动地摩拳擦掌的。吴泓先来，他坐上驾驶位置，看后视镜，踩离合，摸档位，我觉得好像还不错。我和刘江都坐在后座。车开起来后，越来越快，一个拐弯就冲到了马路牙子上，轰的一声，撞倒了一棵小树。急刹车后，汽车喘着粗气儿停了下来。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傻傻的站在距离车头前面两米的地方！我和刘江的脸都撞在了前座椅上，鼻青脸肿的。刘江对满脸涨红、惊魂未定的吴泓说“这技术！再也不敢坐你开的车了！”
这是1997年，我带队去上海筹办时尚杂志在上海的第一次年会。刘江抵达上海和我们会合。
当天正巧是刘江的生日，我设宴为他庆祝，并特地为他舀汤。
1999年春节，我和刘江难得一起在澳大利亚度假。
刘江比吴泓和我都大许多岁，但是他却时而显露比我还年轻火爆的性格，那较起真儿来的脸铁青，很质朴可爱。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切的热闹繁华都会过去，只有我们的初心永存。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次意外，是刘江和我带领时尚杂志社的员工们去河北丰宁坝上草原踏青。那天清晨，我们从草原的晨雾里醒来。因为人多，早饭准备需要时间。于是，刘江提议我们两先去跑一圈。于是，房东为我们牵来了两匹马，刘江说：“你个儿高一点，那匹黑马归你了。”他则骑上了一匹小红马。我们两个出了村子，刘江一扬鞭子，很熟练的样子，马儿就跑起来。我的马先是跟在后面，结果是越跑越快，一会儿就超过了刘江！一直到回村子，我都是遥遥领先。吃饭的时候，刘江很不服气。我故意对他说：“马都一样，关键是骑手的水平呀！”其实，我心里想但是没有说，我这匹马已经狂野得我自己都快驾驭不住了。
吃完早饭，员工们也都兴高采烈地准备骑马了。刘江专门挑了一匹高大的骏马来找我，想再比试比试。我因为早晨的经历，觉得我这匹马太危险，不能再比赛。于是揶揄他说：“输不起了吧？”刘江不服输的劲头出来了，他见我不应战，于是带了几个人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我带着大部队在后面跟着。就看见刘江和苏芒好像较上劲了，两人的马都飞驰起来。我一看，觉得苏芒的架势好像还骑的不错呢。刘江肯定是要把苏芒比下去才行。他们跑的很快，苏芒在前，刘江在后追，我们则落下了一段距离。
突然，就听见马的嘶叫和人的尖叫声，我远远地看见刘江的马屁股撅起，尾巴在空中扬起来，刘江的身影从马鞍上向马头前甩了出去！至今我也没有忘记那个场景。一股灰尘突然扬起，那匹马挣脱刘江后扬蹄而去。刘江在灰尘中站了起来，脸上全是泥土。我催马赶过去，刘江在我距离他几米的时候又倒了下去。我赶紧扶起他查看，刘江的一个胳膊耷拉下来，痛苦地说：“坏了，张波，骨头断了。”我们赶紧回到村子，房东过来看了一下，拿树枝简单包扎了一下对我说，你们得赶快去医院。这时候，苏芒等一帮女孩子都吓哭了。吴泓和艾民都不在，我琢磨坝上的医院肯定不行，骨头接不好的话影响一辈子。我必须对刘江的安全负责！最保险的就是停止活动马上回北京，直接奔积水潭医院吧。
员工们昨天坐车，从北京一路到坝上已是黄昏，睡了一晚，今天刚准备开心的玩一下，也就是吃完早饭刚骑马才半个多小时。正式的集体活动刚开始就结束了，但是大伙儿都很理解。于是，我让大家收拾好行李立即出发。一路上，几个员工轮流抱着刘江。刘江也很坚强，紧闭眼，一声未啃。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赶回北京城。我让员工们回家，苏芒他们几个跟我一起把刘江送进了积水潭医院。检查、拍片、正骨、打钢针、夹板固定。员工们在外等待的时候，只剩下我们两人。这时候，我才看见了刘江的眼泪，他强做微笑说：“太他妈的疼了！差点没忍住！让你小子看笑话了。”我安慰他说：“够坚强！几百公里都没有叫一声！没事儿，三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积水潭医院手术室里那张极其苍白的面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也许赶上了一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好时代，
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创业过，奋斗过。
我们一起走过很多日子，细想起来，点点滴滴数不胜数。
从1989年开始，崇文门饭店，旅游局大楼，柏树胡同、船板胡同、中粮广场......我们一起度过了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其中，有八年几乎天天泡在一起创业。
客观的说，时尚创业，承受最大压力的还是吴泓，他作为一把手，有的决择是无路可退。刘江和我作为副手，各管一摊，烦心事儿还是要少得多。吴泓是个心胸开阔的江南才子，很多决策他都很重视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很团结，对内对外的借款都是大家一起共同承担。时尚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点，也是吴泓很开心的地方。他们两位不仅是我的搭档，更是我的兄长。十多年的共事，我从他们两的身上学到不少，受益良多。
2009年，吴泓去世后，刘江开始接班，带领时尚继续向前发展，也是干得相当不错。
我们是如此幸运，赶上了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火热年代，赶上了一个传统媒体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从这点来说，时尚的创业成功，应该归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时代眷顾了我们，时代给予了我们机会。
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吴泓和刘江就是这样，先后带着成功的笑容匆匆地走了。
十年一挥间，一切都有定数，也许他们都累了，都想去休息了。
时光似乎又回到我们一起艰苦创业的时候，那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午饭后吴泓，刘江和我，三个人在空闲的时候，下军棋的日子。三个人像小孩子一样的较真，小孩子一样的计较输赢，小孩子一样的在吃掉对方司令，挖开地雷拿到对方军旗，当对手陷入极其郁闷时候得意的笑......
记得吴泓代表我们当年在创刊号上发出的声音：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味，是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社会现象。
生命都终将离去，青春无悔，不问西东。
你们俩走了，留下我们在怀念着。
编辑 |DEEP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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