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由青年导演执导的四部影片《暴裂无声》《清水里的刀子》《米花之味》和《黄金花》同月上映。其中《暴裂无声》更是以超5000万的票房创下了国产独立电影的票房巅峰。同时，青年导演毕赣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宣布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官方竞赛单元。青年导演周子阳在朋友圈写道：“非凡的4月，中国影史并不曾发生过。”
这是青年导演群体近几年来最为集中的一次亮相。相较于第五代导演浓重的东方色彩、第六代导演的理想主义与学院气质，这群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更青睐带有浓重个人色彩、家乡情结的作者电影。基于此，特别邀请到五位青年导演，与他们共同探寻家乡与个人成长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
忻钰坤
忻钰坤：山下的人
一声巨响，地动山摇，不远处的白色大山冒起浓烟，山石滚滚而下。烟雾散去后，山顶消失了。
正在军训走正步的忻钰坤看呆了。他刚上高一，军训大院在山南边不远处，平时一帮同学在大山脚下跑来跑去。经常有卡车沿着山路盘上去，虽然不知道缘由，但忻钰坤已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
直到那个上午。“那个年代，只有在科幻片里面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后来才知道，白色的山意味着稀土和矿产，来来往往的卡车将破碎的山石运送到附近的选矿厂，选矿厂筛选、提炼矿石中的稀有金属，卖往不同的渠道。这是有着“草原钢城”“稀土之都”之称的包头最现实的样貌。
重新审视在这里的生活，他开始意识到那些无知无觉的过往，似乎都有着另外的意义。
失序
在忻钰坤的记忆里，包头是一座立体的城市。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站在市中心，一眼就能看到北边的大青山。开车到山脚下只用半个小时，一路经过繁华的城市，贫穷的村镇。再往前走，就是静默的深山。不断地盘山，绕过山崖后，视野所及，是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矿坑—财富的来源。“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一个平面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包头有意思的地方。”
关于开矿的传说不绝于耳。“不断听到、看到围绕开矿产生的利益的掠夺，以及资源掠夺产生的问题。通常就是围绕着一个很简单的（事件），我把你家地占了，差多少钱，两方开始打架，可能出人命，报警，警察再介入进来，中间可能有一些腐败。”
直到17岁离开包头去西安上学后，再回到自己长大的这座城市，这些变化才格外鲜明地显现。
“你不知道包头为什么突然出来这么多有钱人。”忻钰坤说。
他至今还记得在一本杂志里看到过的一篇中国富豪组团去非洲狩猎的文章。富商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猎杀动物，并花高价将标本运回国。最令他震惊的是文章的结尾，记者写道，其中一位富商的公司正位于内蒙古包头市某条大街上的一栋写字楼里，而这栋写字楼的斜对面，就是忻钰坤的家。“他们不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存在，这种人就在你的身边。”
包头的同学、朋友告诉他，那段时间，很多住在附近村里的人，因为家里的地被征用开矿，拿了一大笔钱，陡然而富。听得最多的是一个清洁工的故事。“那个阿姨原来是牧民，家里被征用挖煤或开矿，每个月收到大量分红。但她也知道自己得有份工作，所以就出来做清洁工，每天开着宝马上班。”
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暴富故事冲击着忻钰坤，让他强烈地意识到，荒诞的现实，真真切切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他读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尝试总结这些案例背后的共性。“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根源的逻辑性的东西，就是这些人所处在的社会背景。富商也好，中间执法层的人也好，做的事情在当时他们那个位置上都觉得是对的。这里面到底谁错了呢？”
2012年，一直拍不上电影的忻钰坤决定破釜沉舟，创作属于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如果失败，就彻底放弃，转行开饭馆。
包头往事重新浮现，那座崩塌的白色大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眼见它一年一个样，里面有这个时代照顾不到的人，大家都会有表达的自觉”。
那个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问题成为了忻钰坤创作的母题。在他看来，善与恶并非简单的选择题，它取决于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你要知道今天我们都很容易能够去做一些善行，比如扶一个盲人过马路，很简单，因为你付出的很少。。当有一天你表现善意会付出更大代价的时候，大多数人通常会选择保护对自己来说更大的价值。”
这意味着，无论处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人性中的自私与黑暗始终凌驾于善恶的分野之上，而变革中失序的故乡，正好成为这个“上层失态，中层失徳，底层失语，人间失格”的故事源源不绝的灵感源泉。
忻钰坤
出走
不久之前，忻钰坤和张大磊、周子阳、德格娜等几位同样来自内蒙的青年导演聚在一场座谈会上，尝试总结造就一批年轻内蒙籍导演的原因。忻钰坤觉得或许可以归结于气候与环境。
内蒙的冬天极冷，“和东北不相上下”。小时候放学回到家，双脚已经冻到失去知觉，脱了鞋放在炉子上烤才缓得过来。长大一些后，骑车上学，围脖上总是厚厚一层冰。
“你总处在一种不太舒适安逸的状态，总是被外来的东西刺激，所以会习惯那些凛冽的状态，人会变得很坚毅。”
17岁那年，少年忻钰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时，《包头日报》刊登了一则西安电影培训学院的招生广告，地址在西安电影制片厂。
忻钰坤喜欢科恩兄弟。兄弟二人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气候同样极端，到了冬天没事干，只能窝在家里看有线电视台的各种片子。“我觉得我也很相似，好像大部分的时间，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看电视。”
这是他电影观养成的重要阶段。斯皮尔伯格的奇观电影让他意识到，“电影的魅力在于能把一些虚拟的东西呈现出来”。而黑泽明又让他明白，电影不仅仅关乎视觉，“人家那么早就开始讨论深奥和复杂的哲学性话题了”。
妈妈了解并鼓励他对电影的热情。她从单位帮他订电影杂志，两人一起看中央八套的影视同期声。忻钰坤初中时，母子二人来北京旅游，遇到商场里有人拍戏，她拉着他一起看。
面对辍学去西安学电影的想法，妈妈并没有阻拦。“一是她对我的了解没有任何的障碍。她觉得即便你走了，你是想明白了的，你的行为是在我认知里面的。”忻钰坤回忆，“第二，她自己有未达成的愿望，有梦想没有实现。她能够理解这种愿望没有达成的痛苦，所以她觉得如果你有一个理想的话，我就愿意帮你，我希望你去实现。”
在西安的第一年是预科，经过一年的表演培训后才能进入编导班。舍友都是表演系的，忻钰坤和他们没得聊。
在包头恶劣环境中养成的适应能力这时显现出了作用。一天晚上，他敲开了隔壁编导班宿舍的门。门开了，他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然后说，你们好，我是隔壁屋的，我想来你们这儿玩一会儿。
“我知道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专业的东西。既然来这儿了，我希望让每一天都有意义。”他解释道。
“这是我自己都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你知道你被扔出来了，你知道必须要去尝试改变，你自己不去尝试建立沟通，就会把自己淹没下去。”忻钰坤生性内向，原来在包头时，家里来了客人，他只敢面对着墙站着。这次豁出去的主动为他争取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聊起电影来，他才发现自己竟然也有这么多话要说。
在西安，他成为了成绩好、老师喜爱的学生。他交了朋友，掌握了看电影的门道，还认识了一位看重他的老师。老师劝他，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回家准备文化课，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于是第二年夏天，忻钰坤坐着绿皮火车回到了包头。他很伤感，但17岁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那一年，他在陌生的环境中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也第一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朴素的方法论。
“17岁就离开家，在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抛到一个风口上，开始面对社会上的人。你就开始学会怎么保护自己，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你要跟别人产生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最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当然可能在自己的性格本身的样貌里面，你没有做太多的调整，也没有太多的别扭。把自己变成一个特别善于沟通，或者变成一个圆滑的人，那样好像也是无效的。你渐渐明白，最好的方式就是真挚的沟通，如果真挚的沟通最后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最早大家就不一样。”
险峻的路
无论是处女座《心迷宫》，还是之后的《暴烈无声》，忻钰坤并不回避自己作品中韩国电影的影子。
在他20岁出头时，正是韩国电影的鼎盛时期。大量看片的过程中，他突然找到了能承载自己母题的那种“好电影”。“你在你的生存环境里感受到的很多负面的，或者是苦难的（东西），在你的语境里却找不到这样的电影，但是在韩国电影中可以找到，太过瘾了。”
这开始成为一种烙印。既有类型片的模式，和观众有着强烈的交流，又有着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你看韩国的电影，一开始是好莱坞的模式，突然到中间、到结尾，你发现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在变，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步。”
他没能考上电影学院，连导演系旁听生的招生都没能通过。老师说他年纪太小，还没想明白该干什么。
但忻钰坤知道自己终究要拍电影，他到了西安，找到以前的朋友，开始为电视台拍摄栏目剧。
栏目剧讲方言，一集30分钟，拍得多是些家长里短。观众看多了也腻，收视率慢慢下去了。忻钰坤开始另外找出路，他自己找演员、写剧本，包揽了导演、配乐、剪辑，以拍电影的方式，甚至是多线叙事，讲述伦理、犯罪等题材的故事。
他对类型片最初的尝试受到了收视率回升的肯定，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2008年，24岁的忻钰坤告别西安，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进修班，学习胶片摄影。
他想掌握一门可以在幕后“闷声干大事”的技术，但毕业时却赶上数字技术革新，革的就是胶片摄影的命。
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跑过剧组，想从底层干起，在行业里生存下来，一点点往上，“有一天可能就有机会接触到最核心的人”。但在国内电影市场“井喷”的当时，初出茅庐、没有关系的进修班毕业生，并没能得到这些机会。不善交际的忻钰坤又走上了拍宣传片为生的路。
那是他状态最差的一段时间。“你刚踏出梦想之路的时候，你离实际实现它还很远，因此你会起一个很大的誓，认为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怎么怎么样。”从西安来到北京后，一直以来梦想的电影行业近在眼前，而它的门槛与壁垒也同样高到令人信心尽失。
生活揭不开锅，信心不断被打击，忻钰坤不止一次想要放弃。“那时候你的年纪也在往前走，不像以前能那么无所畏惧地闯荡。到最后我觉得不能无限地等下去，我总得给自己一个时间节点，一个倒计时，比如30岁之前能不能进入到行业，做到你想做的这件事。”
他开始了一段“当李安”的日子。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出门上班，他每天做完饭就在家里写剧本。
故事发生在像包头一样的城市，外出打工的哑巴农民工丢了儿子，在寻找的过程中闯入了律师和富豪阶层的生活。他把自己这些年的想法一股脑儿地装进剧本里，阶级之间的失序和无法跨越的矛盾，土地资源导致的环境恶化和利益冲突，人性的复杂与黑暗……
剧本还没写完，他的制片人朋友任江洲找来，吃饭的时候，他给忻钰坤讲了一个从妈妈那里听来的一具棺材换了三家人的故事—《心迷宫》的原型。他想把它拍出来。忻钰坤喜欢这个故事，但不知道要怎么拍。
他继续回家写《暴裂无声》，越写越感觉太难了。“有很多复杂的场景，复杂的调度，还有大场面，当时还有追车的戏，还有动作戏，对于年轻导演，对于年轻制片人来说，它很显然不是一个低成本能做下来的。”
任江洲为《心迷宫》找来了投资，计划开始做前期的剧本开发，当年拍出来。既然项目提上了日程，忻钰坤觉得不如先停下手上的剧本，先做《心迷宫》。
对于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忻钰坤并没有偏执地沉迷于做个人表达。他认可这个故事，并且能够施展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类型片的模式，就足够了。
“其实每个年轻导演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或者前几部作品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妥协。不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什么都好了，你来拍吧。也不是说靠你的坚毅或者执着能够争取出来的，中间你要妥协，但是妥协之后你还在这里面保有一些最初的想法，这很重要。”
170万投资，24天拍完，多线叙事的《心迷宫》以1065万的票房成为2015年国内电影市场一匹口碑极佳的黑马。
《心迷宫》后，他回到未完成的《暴裂无声》剧本，找到了修改它的方法。他决定让宏大的主题退一步，情节和故事先行，加入强烈的隐喻和符号，表达不再那么直白。
风格强烈的作者电影特性，获得了观众和市场认可，给了他第二部作品更大的空间和便利，但也将他“逼到了一条更险峻的路上”。
“我这个状态，有利有弊，利在于你有更多自己的选择权，弊在于你不敢轻易做某种试错。你逼着自己必须要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但同时又知道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
那个当年在包头的家里，一部接一部看电影的小男孩至今活在忻钰坤的身体里，他还记得那些自己作为观众与电影所产生的关联。也因此，他做不到完全的自我，观众始终是他最重要的考量目标。
“当你把观众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沟通对象的时候，你当然会很害怕观众会不喜欢。如果你去想，它就是无底洞，一直陷下去。”忻钰坤说，“导演都会有创作之余的某种顾虑，或者想要去照顾的某种情绪。很多时候你发现自己一直在打转。但是有一天我突然不想打转了怎么办，你就跳出来，不去想这个东西，彻底打破这种东西，才有可能让你像之前创作一样，更简单地找到一个主题，然后去做。”
忻钰坤还在打转，他还做不到这种理想的状态。但作为一个已经跨越了高墙、获取了成功的青年导演，他明白，这条路始于将近20年前的包头，通向的或许正是“不遗余力地换取创作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