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磊
张大磊：拍无事之事
1980年代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家属院，矗立着一座座四四方方统一搭盖的“赫鲁晓夫楼”，楼与楼之间之间不过几米的距离。导演张大磊住在这里。小时候，每逢假期，出门上班的父母总将他反锁在家里。百无聊赖时他最常做的，便是趴在窗户边上看外面，耳边伴着前院传来的校园广播或是内蒙音乐。邻居的生活百态实时直播到他的眼里：哪家小孩挨打了，哪家人在打游戏机，隔壁的体育老师又不时地在阳台上扯着嗓子唱起歌，老人们坐在楼下吃西瓜打扑克，大人们在远处的台球案子边打着球，人来人往……这些都被他拍进电影《八月》里。
2016年，电影《八月》摘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张大磊本人则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的提名。
电影讲述了90年代，国企改制，铁饭碗被打破，国有制片厂家属院里，每一个简单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所影响，而少年小雷就这样在经济变革与家庭改变之间懵懂成长的故事。
金马奖评委会如此评价《八月》，“白日梦爱做梦，恬静影像扩散出一股糜味，氛围掌握妙至颠毫，拍无事之事，举重若轻，若有似无，悠然如小津安二郎，时现侯孝贤《童年往事》神采。所有的八月，都将只是过去了，过去了。”
于张大磊而言，《八月》是单纯追忆童年生活氛围的抒情。故事发生于主角小雷小学毕业后的暑假，对于张大磊来说，这个暑假过后，一切都开始改变，时代的、个人的。他开始学音乐、组乐队、高中退学、留学俄罗斯读电影，让自己与外界不断碰撞，一步步告别了平静、简单，并且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但他终究还是忘不掉那个暑假，和他在呼和浩特经历的生活，它们早已深深扎根在他身上，成为他的一部分。
“我是需要有约束的，但如果真的有那种约束，那不行。”
在儿时的张大磊眼里，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青年。信息闭塞的年代里，父亲找寻各类音乐，而后把朋友喊到家里，给他们翻录磁带，介绍音乐，一起看电影录像带，做手制品。家里的窗帘盒、墙上贴的画，各种各样的东西、工具，全是父亲做的。父亲也会带着张大磊到处走，看电影和演出，给他介绍这些影像和音乐。
初中开家长会时，张大磊父亲对其他孩子的家长说，“孩子首先得玩，然后才能好好学习，而且得全面发展”。
张大磊初二接触到了吉他，他痴迷grunge rock（垃圾摇滚），和朋友组建乐队，不分白天黑夜地训练。有一次张大磊逃课回家，将羊毛围巾围在头上，拿着吉他，对着镜子模仿当时正当红的崔健，正好被回家的父亲撞见。父亲很生气，但气的不是张大磊为什么这样做，而是他为什么只学表面。
“你系一个头巾就是崔健吗？你留长头发你就是崔健吗？你现在必须把学上好了，否则你会后悔。
你把高中考完，把你该干的事干完了，你不去接触这些东西，我都会逼着你去接触。”时至今日，张大磊仍记得父亲的表述。“我就觉得我爸真牛。”
这种理想主义也一直充斥在张大磊的作品里，尤为投射在《八月》中的父亲一角上。片中，父亲是国有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师，不善交际、自认剪辑技术过硬，却遭遇国企改革，被迫下岗。父亲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求人，选择在家听摇滚磁带，对着空气呼哧呼哧地打拳，最终离开家乡，找寻其他出路。
“他完全是靠着那种天真和简单的执念去做事”。尽管这可能并不聪明，甚至于有些笨拙。
高中时的张大磊对音乐愈发痴迷，平时除了乐队排练，就一头扎在呼和浩特一家名为“地下天空”
的音乐店里听打口带。
为了排练，他离家出走过。他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我去哪哪哪，干什么了，你甭管我，几天之后我肯定回来。”
最初父母还尝试找过他，后来两人发现张大磊倒是说到做到，的确在做留言里的事情，久而久之也习惯了。他们了解张大磊，知道如果他不想干什么事，强求也没有用，于是选择了睁一眼闭一眼。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
音乐创作的自由、老师和课业带来的压力与束缚，让张大磊做出退学的决定。他希望可以专心做音乐，他开始学习乐理，攻克了很多基础音乐知识。
父母看到张大磊下决心认真地在做音乐，也知道张大磊不可能再去学校了，便同意了他的决定。
而后的空当期，张大磊选择了出国读书。“就想先走吧，走了再说，也是想要自由，当时对自由的理解，没人管就叫自由。所以就选择出去了。”
他向往西雅图的音乐氛围，但去美国太难了，他最终选择了俄罗斯。到了俄罗斯，他发现音乐学院的生活并不如他期待的那般自由，他面临的依然是枯燥的技术和应试教育。不甘心之下，他找到了电影学院的课程表，几经考虑，16岁的他考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开始了在导演系的学生生涯。
电影学院的生活正是张大磊想要的。除了日常上课，大部分时间里，张大磊都待在家里看电影、写东西、听音乐、弹琴、看书。闲暇时出去喝喝啤酒，逛逛CD店、琴行、书店、电影院、二手市场等。
这种自由、规律的生活让张大磊对自我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规划，他无法接受他人给予的硬性规矩或约束。
“如果你之前告诉我这样做、那样做，我是做不到的。我当时离开家，是为了所谓的自由，但是到了那儿之后，真的自由了，我才觉得我该收了，我要找到一个我自己的规矩和规律。”
他逐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要求自己不断地学习、锻炼，记录生活，保持良好的状态。这些对于之前的他而言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在最开始的阅片时光，张大磊追求先锋，“越看不懂越要看，越觉得有思想”。他误认为简单易懂、和生活相关的事物都是肤浅的。直到他看到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他才意识到，电影是自由的。
“它真正给我把电影这扇门打开了，让我真正明白要拍怎样的电影，（让我意识到）可以以自己的经历来创作一部影片，就像特吕弗一样，不用考虑之前想的说一定要思想。”
张大磊
“不接受”
俄罗斯学习时光的积累奠定了于张大磊而言最为重要的审美方向。他发现自己只喜欢表述时间和空间的电影。“表述时间和空间，而不是硬性地用情节来推动一个电影，是让剧中人物随着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去发展他的命运，直到有他的结果，或者是没结果也行。” 这成为他到现在都在坚持和探索的方向。
接受《时尚先生Esquire》采访的前段时间，张大磊刚结束个人第二部电影《蓝色列车》的拍摄。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劳改犯出狱之后想找回前女友以及过去的生活，过程中遇到了一对年轻情侣，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故事。
这部影片也是张大磊延续“表述时间和空间”
主题的又一作品。在张大磊看来，很多人能够适应一个时代，适应一种生活，并且接受它，改变自己，向前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无法接受，或者是他没有想到现在要接受或是如何接受这件事情。
这些人执着于寻找他们需要却遗失了的那部分生活。他们不判断可行性，也不会计较有多困难。
片中的主角在找寻过程中遇到了与他类似的人，相聚在一起之后，故事就发生了。
这种不接受也同样发生在张大磊身上。他直言对当下没有丝毫兴趣，不喜欢千禧年之后的数码时代。相较于过去的单纯简单，现在的建筑、艺术、工业没有给他任何灵感的启发。
他将这个特质归结于自我感受的滞后性。“当下我感受不到，过去了之后，回想才能感受更深些。
即便是当下突然有了一个感受或者是想法，那也是突然感受到了过去的某一个片刻。”
对于中国电影工业流水化的创作程序，张大磊也无法苟同。“在中国所谓最标准的剧组里面，人不会有自己的表达，只是在完成工作。可能是我太理想了，参与实际的电影工业制作太少，但我希望每个部门的创作者是以一起创作为目的的，就像《八月》的剧组，我们现在这群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太多参与到电影拍摄中。”他曾在其他采访中如此说道。
张大磊同样不接受的是其他风格的内容。他基本不看除自己喜欢主题以外的内容。有趣的是，父亲张建华却乐于接受新事物。自1994年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下岗，张建华进到外地电影剧组当剪辑和场记，他便一直不断地调整自己，接收新鲜事物，学习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剪辑手法，对于当下趋势，张建华没有任何犹疑。漫威、3D、美剧、《权力的游戏》……这些名词父亲张建华说起来头头是道，张大磊却连看的欲望都没有。
父子因为这个话题发生过争执。父亲告诫张大磊要生存，不应过于自我。记忆里理想主义的父亲劝诫自己要市场化，这对张大磊而言有些冲击。但他仍然坚持相信直觉和感觉。
“拍电影得拍自己熟悉的、自己能感受到的，感受不到没法拍。风格、电影语言也是一样。”张大磊说。
“我还是觉得本分一些，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一个拍摄，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有）
一台摄像机就行了，有声音有画面就可以了，什么特技、特效，各种各样的设备，能飞的，能跑的，能穿越的，那些不是必要的。还是让自己想得少一些，这方面的需求少一些。最开始拍电影，只有一个镜头，一台摄影机，可能连三脚架都没有，照样有很多电影。
那是最本题、最本质的东西。现在需要再回归一下，本分一下。”
“电影就是时代的记录”
2008年，张大磊回到呼和浩特，探望瘫痪在床的姥姥。他看到母亲给姥姥喂饭，场景的重叠让他猛然想起，1994年，姥姥正是同样这般地照顾着姥姥的母亲。
与1994年的那个夏天有关的记忆突然向他涌来。他坐在姥姥家院子的躺椅上，突然感觉周遭的环境逐渐安静了下来，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时间仿佛在一步步地放慢。张大磊毫无目的地放松开来，在那刻感受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少年时光。
“我上中学是1995年，我所回味的人之间交往、对美的追求和珍惜，就是从1995年开始割裂了。” 张大磊决定拍一部记录1995年之前自己少年时光的电影。“那时候每个人都不用为了一个目的，或者为了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去奔忙，或是锻炼自己，而是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结束，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想要创作一部电影或者说完成一个剧本，来把我这样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呈现在电影里，像一场梦一样。
我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反映在屏幕上，然后亲眼去看到。我特别急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确定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张大磊开始剧本创作。2012年完成初稿后，他开始找投资。因为剧本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张大磊接连碰壁。2015年，张大磊得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即将拆迁，他深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自掏腰包再加上朋友的帮助，正式开拍第一部个人作品。
拍摄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很多场景都已被拆毁。张大磊最终选择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放在他熟悉的呼和浩特钢铁厂家属院中。大量的群众演员也都真实地在那里生活过。房间内景则是张大磊的大爷以前住过的房子。戏里拔河和看电影的取景地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仅存的两个能拍摄的地方。
而这两个场地也在拍摄结束后的两个月被夷为平地。
“电影就是时代的记录吧。”张大磊说。
小学五年级时，张大磊希望父亲能在出差前陪他打一次台球，他没有明说，而是趴在窗边望着楼下的台球案子看了一晚上。父亲却一直在跟母亲聊天，看电视，丝毫没有转移视线。等到台球摊快结束营业了，他才委屈地向父亲提起，但当时已经没法去了，他非常伤心。第二天清晨，父亲来到张大磊房间，静静地看了熟睡的他一会儿，而后离开。门一关上，装睡的张大磊开始闭着眼睛哭泣。
这个遗憾的告别也被记录在了《八月》之中。只不过，张大磊给了小雷一个更温情的回忆。影片里，父亲在离家前一天晚上，来到小雷的房间，把一条皮带放到熟睡的小雷枕边。转天清晨，小雷偷偷起床，披上父亲的皮衣，跟在母亲身后，送走了远途工作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