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阳
周子阳：苍生如雀
鄂尔多斯街头永远不缺传说。导演周子阳只选取了其中一个，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就让他在青年导演中冒了头。这部电影叫《老兽》。2017年它获得了第54届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特别奖。男主角涂们获得金马影帝，周子阳则在今年4月成为了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评选的2017年度青年导演。
电影其实并不复杂。男主人公老杨曾是鄂尔多斯一夜暴富时期的代表人物，后因追不回工程欠款而破产。他赋闲多年，对卧床已久的妻子早已失去耐心，与儿女关系也十分紧张。他释放夕阳余晖的方式是包养一个年轻姑娘，资金来源则是靠拆东墙、补西墙。在挪用妻子手术钱之后，他被愤怒的儿女绑架了—而他也不甘示弱，直接将儿女告上了法庭。电影中，老杨一头银发，喜欢戴着墨镜、骑着一辆半旧的电动车穿梭在鄂尔多斯的大街小巷中。即便银行卡上只剩下70块钱，他也依然要维持“大款”的生活方式：找年轻女孩、去洗浴城按摩，过得光鲜又固执。
剧本的灵感就来源于周子阳的家乡。1983年，周子阳出生于鄂尔多斯，当时那里还叫伊克昭盟。在他的记忆中，2005年之前的家乡还是一个贫穷封闭的地方，没有豪车，没有高档楼盘，甚至于2002年前往呼和浩特上高考复读班时，他还能感觉到来自当地人的地域歧视。但事情的变化就发生在2005年。过山车式的经济发展带来欲望的膨胀和人心的摇摆，它们既构成了周子阳成长的土壤，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观察者和表达者提供了创作的动机。
“只有鄂尔多斯才有可能”
2005年，周子阳正在大连民族大学学产品设计。大三时他有一门影视选修课，结课方式是交一部短片。周子阳做了一个探讨男女关系的作品，公开播放当天就引起了全系的注意。后来他又陆续参加了一些国内电影节的比赛，“受到鼓励，就决定要干电影了”。
也就在同一时间，他闻到了从家乡飘来的亢奋气息。当时的鄂尔多斯依靠能源资源优势，经济高速增长，总投资高达53亿元的康巴什新区拔地而起。周子阳说，城里突然出现了大量“吃一顿饭几万块钱”的高档餐厅，马路上也齐刷刷地出现了大批豪华越野车。“前面一个看起来还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的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开一辆豪车走了。”城里也流传着各种各样一掷千金的神话。比如阔太太们想做头发了，就早上买张机票去北京，下午做完头发再飞回来；有人去北京买车，因为说方言被歧视了，就提着一麻袋现金去炫富；也有人在飞机上吆五喝六，将空姐称为服务员，然后点很多啤酒，结账时一沓一沓人民币地往外掏。
“这里很魔幻。比如这个同学，你三个月没见，突然就倒腾煤矿、身家过亿了。这经常发生。”周子阳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做室内装修，2006年帮一个老板装修完就获得了对方投资。2007年时公司规模迅速扩大，这位朋友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出入需豪车、皮包里常年装着10万块钱现金。
而与此同时，周子阳大学毕业，开始将拍电影当成毕生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的想法非常极端—如果不做电影，那么生命将没有意义。可在当时，中国电影市场疲软，连商业电影都没有充裕资金，更遑论是周子阳一心想做的作者电影了。
2008年，周子阳担任副导演的电影《美食村》入围柏林电影节。他以为机会来了，兴奋地跟母亲说：“这下能少奋斗十年了。”他办了护照和签证，但出发前却被告知：电影节只能报销两个人的费用，他不在其列。当时团队小，经费有限，周子阳自己也囊中羞涩。他还记得，拍摄时投资人因为多给了十万块资金，把导演数落得毫无尊严。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资本怎么能这么高高在上？导演怎么受得了这个？”周子阳意识到，要在中国做作者电影就必须独立制片。“只有自己有资金，才能不被他人操控，得到最大的艺术自由。”当年10月，周子阳将目光投向了故乡鄂尔多斯。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创业两年，赚到足够的钱就去美国学电影。
“为什么选择回鄂尔多斯？”
“因为只有在鄂尔多斯才有可能两年赚到200万。”
25岁的周子阳一个猛子扎进了创业的深水里。一如很多靠热情驱动的创业者，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的游泳健将。他将鄂尔多斯视为“疯狂的煤炭之城”，心想只要和这群挥金如土的人搭上关系就能迅速赚到钱。他策划了一个高端旅游的项目，内容包括包机带煤老板们去美国拉斯维加斯，结果却发现自己连一个煤老板都不认识。
“就是硬创业。你所有的能量、经验、学识、资源都跟那些领域没有关系。 鄂尔多斯就是给了人幻想。”周子阳说当时的自己“极其幼稚”。因为五万块启动资金是向家里借的，所以当几个月过去，项目又毫无进展时，他就迷失了。“任何要转让的店我都去考察过，包括鞋店、烧烤店甚至推土机。”为了省钱，周子阳搬到朋友家，他们打麻将时就帮忙端茶送水。直到有一天，朋友们都去上班了，他睡到下午两三点起床，看着阳光洒下来、看着楼下的老头儿正逗弄打哈欠的小孩、看着一对情侣骑着电动车穿行而过，他突然就泪如雨下。
“苍生如雀。”那一瞬间，周子阳心里只剩下这四个字。他知道时不我待，他意识到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多么重要。第二天，他就向一个电视台节目组投了简历。再之后不久，他就到北京工作了。
周子阳
“这个电影跑不了了”
到北京时，周子阳26岁。按照大学时期的计划，此时他“必须要拍上长片了”，理由是“史蒂文·索德伯格26岁拍出了《性·谎言·录像带》，贾樟柯28岁拍出了《小武》”。
很多次采访中，周子阳都特别强调了年龄。相比于其他创作者，他一直有时间的紧迫感。这来源于他第一次高考失败，转成美术生、去呼和浩特复读时一位好友的离世。周子阳说，好友去世以后，他在医院太平间看到了尸体。他上去摸了摸他的手，硬邦邦的。他站在窗户外，看着里面跪着的人，觉得一切就像假的一样虚无。后来的周子阳意识到，这是他精神世界的转折点。
“生命是短暂的。”之后十年，好友的死亡反复在梦中出现，而周子阳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思考生命的本质问题。当时他刚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和文学书籍，“每天看书到凌晨三四点”。他也开始大量观影，从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到杨德昌，从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他强烈地意识到，活着时就要去做最重要的事—对他来说，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拍电影。
2009年来到北京后，他先在那个电视台节目组工作了几个月。但很快，他就对“策划戏剧性的节目内容”失去了兴趣。他很快跳槽，又很快辞职。他的创作欲已经非常强烈，到了“不写出来的话，每天都很难受”的地步。“为什么别人用几千块钱就能拍出长片来，而你还没有开始？”他有点儿鄙视自己，觉得自己在一味妥协。
2010年，辞职后的周子阳存了6000块钱，去西藏走了一圈，攒着剩余的2000块钱开始正式写剧本。三四个月后，剧本写完了，投资又成了问题。他虚耗半年，生活掉到谷底，每天都能接到三四个信用卡还款电话。他想过去地铁站用三轮蹦蹦车拉客，又能赚钱又能顺便拍乘客故事，不料打听了一轮后发现自己连两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都没有。
手上还只剩下不到一百块钱时，他给家里打了个求助电话，结果电话那头生气地说：“那你还留在北京干吗？”
“在鄂尔多斯，所有社会体系内的价值讨论都是围绕钱展开的。”周子阳说，“谁挣钱了就了不得，不管他是怎么挣到这个钱的；谁没钱，对方就会说这个人特别不行。”他回家乡时，没有人会问“你在北京干吗”，而会直接问“你一年能赚多少钱”。“这个评判非常势利，但我身边大量的亲戚朋友都会这么做。”
而当手上只剩下两块钱时，周子阳自己都绝望了。他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两个极端的问题：一是今天的生活怎么办，二是今天的创作怎么办。“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在朋友的劝说下，周子阳重新回到职场。一直到两年后，在影视圈积累了一定的口碑和人脉，他可以靠临时的“活儿”生存下去时，他才再次辞职。而此时，《老兽》的剧本已经初具模型了。
2010年，急速发展的鄂尔多斯经济逐渐走向恶性循环。高利贷崩盘、楼市泡沫破灭……很多人又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财富差异带来的过山车式的人生、一切以钱为衡量的价值标准……周子阳找到了他想表达的主题。
“以前中国有句老话，‘得意时不骄不躁，失意时不卑不亢’。但在我的观察里，人际关系其实是‘得意时为所欲为，失意时全是卑微’。总之就是有钱的不像有钱的样，没钱的不像没钱的样。”周子阳说。在他熟悉的一个家庭里，就曾发生过孩子为了利益绑架父亲的事—后来这个情节被借用到《老兽》中，成为整个故事得以成立的基础。
2016年，《老兽》剧本（原名为《老混蛋》）赢得FIRST创投会剧本类嘉奖，并获得了导演王小帅的投资。不久后，周子阳期待十年的处女作开拍。
杀青前一天，他终于感受到了那种“我正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愉悦。当时他和涂们坐在房间里喝茶，两人只微笑、不说话。周子阳想：剧本中该呈现的都拍到了，这个电影跑不了了。
“你得有定力”
2017年12月11日，电影《老兽》公映。虽然票房成绩无法和商业大片抗衡，但对于周子阳来说，作品能进入院线已经是一种胜利。
“以前艺术片都很难上映，别说处女作了，可能拍了好多部都上映不了。现在这些都可以被观众看到，这是中国电影史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周子阳说。今年4月，当王学博的《清水里的刀子》和忻钰坤的《暴裂无声》上映时，他曾在朋友圈更新：“非凡的4月，在中国影史并不曾发生过。”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青年导演的崛起，也意味着作者电影正在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
《老兽》大获好评后，周子阳收到了很多投资人抛来的橄榄枝—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下，这几乎是每个已拍出处女作的青年导演都有的“待遇”：拍第一部电影时找不到投资，拍第二部时又会涌来大量不知来处的热钱。
“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坚定自己，不要被杂七杂八的事情冲昏头脑。你得有定力，否则一旦价值观摇摆了，就会弄出不伦不类的东西来。”周子阳说。
在他的观察中，现在这波年轻导演和之前的“第五代”“第六代”都是有区别的。“‘第五代’大多数没有在主流体系下接受过正统教育，‘第六代’也是上大学以后才打开了视野。我们这一代，高中时就有网络了，大量好莱坞的、欧洲的、日韩的电影涌进来，让我们在兼容度和视觉素养吸收方面都要丰富很多。但上一代人生活经历又比我们丰富很多。他们刚出来时，市场没有给他们机会选择成为商业导演还是艺术片导演，都只能独立干，等有了资源之后才有不同的尝试……但我们在二十多岁起步时，就得益于经济发展和电影环境改善，可以进行自我选择了。”周子阳说。
他谢绝了一些递过来的电影项目，开始打磨自己第二部作品的剧本。他想继续关注和《老兽》类似的命题：当个体迷失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他们会有怎样的道德困境，他们的家庭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裂变。他不太担心电影票房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正在成为社会中坚的80、90后趣味多元，作者电影的观众群也在不断扩大，眼下最关键的反倒是青年导演自己能否经得住诱惑、能否坚守自己做电影的方向—这就又回到了周子阳想探讨的时代命题：人和钱的关系究竟怎样才是健康的？
这两年，鄂尔多斯逐渐从上一轮失利中恢复了过来。经济复苏，生活水平提高。康巴什城区也不再是媒体眼中荒无人烟的“鬼城”，那里设施齐全、生活舒适。只是街上“老兽们”的故事变少了。栽过跟头的人们学会了低调和理性。
周子阳看到了家乡的跌宕起伏，也经历了从穷困潦倒到受人追捧的成长过程。他坚定地说：“你得时刻警醒，钱多对于你不一定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