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博
王学博：西海固往事
导演王学博第一次去宁夏西海固的农村是2007年。那年他23岁，即将从东北师范大学编导专业毕业。他是为了拍摄短片习作《清水里的刀子》而去的。刚一落地，他就觉得村子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山坡一层一层的，绿色植物像补丁一样覆盖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山的这边是黄色的，那边又变成了灰白色。王学博猜，可能正好赶上这块地肥沃一些，就能长出东西，赶不上就什么都种不出来了。
他想拍摄的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穆斯林老人马子善的妻子刚刚去世，儿子就提议宰掉家里的老牛，以在母亲去世四十天时搭救死人。马子善无奈但也只好顺从，他悉心照料老牛，甚至陪它在田野里自由散步。而到了临近宰杀的前三天，老牛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清洁自身，原来它之前已在清水里看到了刀子，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原著小说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作者是回族作家石舒 清。
王学博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时就被它所展示的丰富内涵感染了。大三的他兴致勃勃地找石舒清要了版权，在网上发帖征集演员，靠省下的生活费拍摄了包括《清水里的刀子》在内的三部短片。
再后来，王学博毕业、到北京发展，兜兜转转很多年，又把这篇小说改成了长片。故事的重点从形而上的思考变为了刻画一个内心丰富的穆斯林老人在一个生命离他而去、另一个生命也即将离他而去时发生的故事。王学博说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任何人都可能面对“已经失去什么、接下来又将失去什么”的局面。
电影获得了2016年第21届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大奖、第36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最佳摄影特别奖、亚洲电影促进奖，并于2018年4月正式在国内院线上映。
对于王学博本人来说，这部电影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过去十年迁徙之路、成长之路的见证。
“长得出庄稼的土地才漂亮。”
王学博是辽宁鞍山人，18岁到长春上大学之前都生活在这座东北工业重镇。他热爱音乐，十三四岁时就开始玩木吉他，高中时还一本正经地学起了非常小众的古典吉他。他也热爱声乐，尽管经常自嘲“水平差到老师都不愿意教”，但依然热衷于作词作曲。
“这可能和我后来去学广播电视编导，想做导演有关。”王学博说。2008年他从东北师大毕业，顺理成章地到北京发展。接影视公司的小活儿，广告片、房地产宣传片什么都拍……不忙的时候，王学博的月薪也有五六千。那时候，“导演”二字在他心目中依然非常神圣，所以当他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当成饭碗后，那些行活就成了日复一日的消耗。
“这些东西拍多了，自己对电影创作就会毫无感觉，也没有任何激情。”王学博说他当时最抗拒的就是为了生计他必须去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幸运的是，他的转机很快到来了。
2009年，学生时代拍摄的《满寺村的邦克》成功入围了当年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十佳纪录片单元。当时王学博25岁，年纪比其他导演小了一大截，刚到影展时，还一度被错认为是志愿者。“ 因为那时大家对纪录片没有影像和技术上的期待，所以就只关注内容。”王学博说。虽然片子技术粗糙到最后一个镜头都虚焦了，但他表现出来的朴素和真诚还是打动了万玛才旦等一众成熟导演。
他们建议王学博去尝试长片。于是很快，搁置三年的《清水里的刀子》又被排上了日程。
2010年春节刚过，找到50万元投资的王学博就和副导演一起前往西海固村庄体验生活。三年未见，这里变化寥寥。他们在村里扎了根，每天在村里晃荡、找回族人聊天，其余时间就看书、思考剧本。西海固经济落后，按王学博的说法，当时每天都要在吃饭这件事上“做斗争”—明明已经比当地人吃得好多了，但和以前在北京相比，还是什么也吃不着。他找了一位当地妇女做饭，但她总不愿意做得太丰盛，因为她有六个孩子，她怕孩子们馋。2016年一次电影点映后，现场曾有一位观众问王学博：“西海固那么壮丽的大西北风景，为什么不用宽画幅来表现？”王学博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人，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觉得山岭苍茫，于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真漂亮’。但就在此时，同行的西海固本地人却说，漂亮啥？又长不出庄稼，长得出庄稼的土地才漂亮。”这是后话，但也是根植在王学博创作中的基因。他没想过拍一个美但空洞的风光片，他想讲的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故事：村里的人如何因一场雨而欣喜若狂，村里人又如何因一袋米而愁肠百结。只是在2010年时，26岁的王学博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叙事方式，也还没有能力处理好制片的问题。
以前以学生身份到村里拍摄短片时，这就是一个作业。那时候在灶台上架机位，王学博不小心把它踩塌了，赔了五十块钱，结果那户人家被村民一顿骂：你怎么能要人钱呢？灶台自己修好不就完了吗？而当这变成一个电影项目之后，拍摄就变成了一个商业行为，就“没有人觉得需要支持你、帮助你”了。
王学博在村里待了十个月，没有取得进展。不久之后，项目夭折，王学博没有去找其他投资，因为“即使找到了钱，我也没有想好怎样才能拍成”。
他觉得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要把你想表达的主题藏得很深”
回到北京的王学博深受打击。他黑白颠倒地在家看书，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基本没见过太阳，差点情绪崩溃。但他又说不上来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除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开头，他已经不记得这本书的任何细节了。
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两个月，王学博想，《清水里的刀子》拍不成，那就再拍个别的，结果那个剧本也没拍成。再然后他就花三天时间写了个全在宾馆的故事—因为宾馆的场景成本低。可拍完之后他也没有剪辑，“就像完成事似的”。
再然后，王学博就基本离开了电影行业。对于他而言，做不成导演，似乎也不是多么丢人的事。
大学班里72个人，在做编导相关工作的只有五六个人，而从事影视行业的，就只剩下另一位做编剧的同学。
王学博找了个清闲的工作，公司刚成立，活儿很少。他每天下午才到办公室，工作态度是“反正迟到也不扣钱，老板看我不爽也不好说什么”。 同时他也开始创业，做娱乐营销。那两年，“ 明星人设”“娱乐造势”等概念刚刚兴起，王学博赚到了些钱，那颗做电影的心就又开始复活了。他找到老朋友耿军，问：“你要拍东西吗？”“要拍。”“那我给你投点钱吧。”他连剧本都没看就给《锤子镰刀都休息》做了制片人。再后来，王学博和万玛才旦合作，又以制片人身份参与拍摄了藏族题材电影《塔洛》。
和王学博一直想拍摄的《清水里的刀子》相似，这两部电影都充满了边缘感。前者讲述的是发生在东北荒村中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故事，后者讲述的则是发生在青海藏区的一次“诈骗”。
它们在金马奖、威尼斯电影节上收获了不俗的口碑，也帮助王学博回到了电影行业中。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多部小成本电影的票房逆袭，电影项目似乎成为了人人可以利益均沾的大饼。大量资本的涌入，让一些原本无钱可拍的独立导演、年轻电影人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到了2015年，经常一块喝酒的导演张猛开始不断劝王学博：“以前当导演都吃不上饭，现在特缺导演，你拍一个好东西出来，以后发展也挺好的。”
王学博自己也蠢蠢欲动，他都想好了：如果找不到投资，就把能卖的都卖了，无论如何也要拍了。
就这样，王学博等了五年，才终于又把《清水里的刀子》捡了起来。而和五年前把自己圈在“导演”头衔里不同，五年后的王学博已经放下了对身份的执着。有一次他问张猛：“你拍戏时天天喝酒吗？”张猛回答：“不拍戏的时候也天天喝啊。”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平时生活怎么样，拍戏时就也还是怎么样。我不喜欢那种层级的感觉，跟谁能不能处得好，我看缘分，而不是因为职务。所以我都不太有做导演的感觉。”王学博说。
2015年，王学博重返西海固。
经过几年的磨炼，他对如何讲故事已经有了新的体会。以前上学时老师说过，“要把你想表达的主题藏得很深”，他一直没有理解，但突然有一天，他意识到如果讲好了一个人或者一件事，都会给观众带来思考。他不再执着地想阐释某个道理，而开始专注于电影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再牛逼的观点其实都不值得一讲。如果你要通过电影讲哲学，那不如就去做哲学。”他说，“所以我就觉得做一部纯粹的电影比较重要。”
王学博
“你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不知道的也越多。”
王学博最终选择了以极简的方式去呈现西海固的人、事、物。
原著小说中，作者石舒清着重描述了被宰杀前三天，老牛不吃不喝之后发生的故事。其中有80%的内容都是很难用视听语言表达的心理描写。而到了电影中，王学博则把时间线往前移，省略了心理描写。他说：“我就想刻画一个情感丰富的老人，在这四十天里和所谓的社会、邻里、土地、气候的关系。这里有雨、有雪、有风、有雾，一个人和一头牛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最后的指向是让观众去感受他的内心。”
电影画质朴素，画面庄重，像极了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油画般的表达。在开拍前，王学博就曾和美术指导强调过：“这部电影应该在美术上呈现一种古典气质。”有一场为人称道的戏是老人洗澡。他皮肤黝黑，站在淡墨一样的画面中时，充满了宗教的意味—他在头顶上吊个小桶，塞子一拔，纤细的水流往下涌，水流干了，澡也就洗完了。
从2016年开始，《清水里的刀子》就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比如釜山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苏莱曼·西塞就曾对王学博说，看到老人在结尾处走进荒凉旷野时，他哭了，就像“埃菲尔铁塔坠落一样，整个心都沉甸甸的”。比如在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上，评审主席、曾拍出过《都灵之马》的匈牙利导演就曾对王学博说：“我已经不拍了，希望把这个奖给你，让你更好地拍下去。”
承载了殷殷嘱托的王学博确实又因为这部作品回归到了创作者的身份。他说做导演耗费的时间、精力都很大，如果要做下去，就没法三心二意。
他放弃了做娱乐营销的创业公司，一心一意看书、看电影、写剧本。因为有做制片人的成功经验，他也不排除会和更年轻的导演合作一些独立电影，但前提是“聊得来，对故事也有兴趣”。“要不然图什么啊？如果这个过程没有乐趣的话。”
《清水里的刀子》取得成绩后，也有不少投资方找王学博拍商业片。王学博基本都拒绝了。他更想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我想关注人性、人与人的关系，我也想描述现实与梦境连结的状态。比如说咱们在这儿聊天，突然看到一个老虎过来，聊着聊着瞅了它一眼，没有理，然后它就走了，咱俩接着聊。回头想想这头老虎可能真的来了，也有可能做了个梦，恍惚了一下。所以就是想写那种能引发很多时空维度的故事，把电影拉到更广的地方去。”王学博说，他才只拍了第一部电影，很难去概括最想表达的母题是什么，也很难去厘清自己的趣味和以往的成长经历有什么隐秘的联系。他喜欢描述人的两难境地，喜欢雷蒙德·卡佛那种通过微小细节展现复杂人性的笔法。他最欣赏的卡佛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这样的：女儿缠着父亲讲她小时候的事，父亲就说她小时候哭，妈妈一个人哄不住就让他帮忙，他特别想打猎，都已经出门了，后来想了想还是回来了。
“人生的无奈感真的非常强啊！感觉这么点事就讲完这两个人的一生了。”王学博感叹道。对于已经创作出第一部作品的王学博而言，电影的运作环节已经不成障碍，目前最大的焦虑就主要来自于创作本身。
“创作处女作的时候，往往无知者无畏，你觉得电影就是这样的，你就这样拍了。但是创作第二部的时候，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变高了、对电影的理解变深了，反而会觉得更难。”王学博说，“电影啊，就是你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不知道的也越多。”
